撒切爾夫人自傳(39)

三九

　　使我吃驚的是隨著我們交往的增多，我發現這些議員與我有著同樣的反共意識，但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這個領域的真正專家。特別是西裡爾·奧斯本首先在評價蘇聯策略並提出對策方面給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蘇聯之前，向我建議，首先我不應該讓蘇聯人負擔我的機票費，第二我應堅持要求訪問幾個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他還告訴我贏得他們尊重的唯一辦法是明白無誤地向他們表明你不是軟弱可欺的。這一切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是與和藹可親的保羅·查農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們的日程很滿，不僅遊覽了莫斯科，還去了列格勒（以前的名字，現在又恢復原名聖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爾加格勒）。儘管各個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們所聽到的宣傳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毫無感情的、源源不斷的數字，證明蘇聯的工業和社會比西方優越。至少對訪問者來說，這種做法毫無想像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來諷刺。我參觀的一家美術館外面有一座塑像，一個鐵匠用鐵錘鑄打一把劍。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這代表共產主義。」「其實，不是。」我反唇相譏：「這來自《舊約全書》——他們將把利劍錘煉成犁頭，把長矛錘煉成鋤頭。」對此這位體格健壯的審美家毫無反駁之力。天啊：我記得在衛理公會主日學校裡學過這段聖經。

　　還有一次，有人隨便問我既然和平與和睦相處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標，那麼是否可以解散象徵「冷戰」的北約。「當然不行」，我說：「北約保持了和平，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其強大地位。」我在訪問斯大林格勒時也遇到類似情況。當地的政治領導人報怨說自從上一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斷絕了與他們的關係，我不會為這件事道歉。實際上，隨著國際制裁的解除，很難有這樣的組織使蘇聯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傳、灰色的大街、空蕩蕩的店鋪以及嚴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後是苦難的俄羅斯人民。當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講述戰爭年代他們所經歷的巨大痛苦時，他們的眼裡充滿淚水。毫無疑問，這些淚水都是真實的。我與之交談的俄羅斯大學的年輕人，談話時特別謹慎，因為他們深知他們在克勃格的監視之下，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為能瞭解到西方的一些情況而感到十分興奮。另外，政府人員也還是人，我在訪問莫斯科客運系統經理時，他向我詳細地介紹了一個新的開發項目的決策是如何經過一個又一個委員會作出的，——我把這種程序稱之為一個無限的不決策的鏈條。我的眼光與一個年輕人相碰，他也許是這個經理的助手，正站在他的身後，他難以抑制臉上的明顯笑容。

　　我對俄羅斯還有另外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而這一印象在我後來對該國的訪問中進一步加深。一方面俄羅斯有著豐富的文化成就，它源於古老的俄羅斯，共產主義者又給予了很好地保護；另一方面，普通人民群眾生活十分艱苦，兩者形成強烈對比。列格勒有典藏豐富的艾爾米塔什美術館和基洛夫芭蕾舞團，以上兩地我都去訪問過。在列格勒一個寒冷的早晨，6點30分，天還沒亮，我從飯店臥室的窗戶裡看到許多外出工作的母親帶著她們的孩子穿過大街。她們把孩子全天放在國家辦的托兒所裡，約12小時後再把孩子接回。在莫斯科機場等候延誤航班回國時，我買了一套精美的珊瑚綠茶具，它是我收藏品中的驕做。我每每看到這套茶具，就想起生產該產品的國度裡的人民，他們所受的折磨和所付出的無望的辛勞。

　　第五節塞爾斯登女人

　　我回到倫敦後，就被調任影子內閣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將離開政壇出任利茲大學副校長。愛德華因在保護文法學校方面不夠堅決，在年會上受到基層許多人的反對。儘管我們的意見相左，但他的離去仍使我很難過。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會思念他的才智、敏銳及正直。但這對我完全是一個提升，儘管我後來得知我本來只是一個後備人選，基思·約瑟夫最初是接任愛德華的第一人選。我之所以得到這個職位，是因為雷吉·莫德林拒絕接替基思任影子內閣貿易、工業發言人。

　　我對我的新角色很滿意。我知道我能幹到今天的這個位置是因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于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讓其他人有同樣的機會，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齊，以求平衡，剝奪了有天賦的學生繼續深造的機會，是學生獲得良好教育的一個重要障礙。我還被這一職務的科學方面所深深吸引，當時這個職務負責影子內閣的教育和科學部。另外，我想，婦女至少母親們，從本能上關心兒童的教育。

　　教育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964年大選以後，工黨決意把整個中等教育體制變成綜合性學校體制，並採取一系列舉措要求地方教育當局提交改革計劃。（在我擔任影子內閣教育事務發言人幾個月後，工党向議會提交了有關法案。）愛德華在考慮保守黨該做出什麼反應並解釋為什麼這樣做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很快擺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內閣及保守黨在中等教育選拔制原則上，特別是在對11歲以上學生進行選拔而舉行的考試，即中學入學考試上有很大分歧。為了更簡單一些，有必要區分在保守黨內的4種不同態度。第一，有一些人對國家教育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興趣，因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學校。這部分人很重要，他們不大可能為政治上的權宜之爭所動搖。第二，有一些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都未能進入文法學校，而且對他們在現代中學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黨人，或者因為他們自己是教師，或者因為與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聯繫，接受了許多當時流行的平等理論。最後，是像我一樣受過文法學校教育的一些人，強烈反對取消文法學校，而且義無反顧地支持選拔制。

　　我也意識到，影子內閣內部的觀點也與上述情況大體相同。總的來說，影子大臣們並不想使教育成為下次大選的一個主要議題。這未必是一個愚蠢的觀點。保守黨內部民意測驗和公開的民意測驗都顯示，11歲以上學生的選拔制不受歡迎，人們至少準備說他們支持綜合學校。如果他們被問及他們怎麼看待根據綜合性計劃重新組建某些具體的地方學校，他們是否還會持同樣看法，以及他們是否懂得「綜合化」意味著什麼，那當然是兩碼事了。例如，綜合性概念的全面含義和一個學校對所有入學新生開放，但要根據智力對學生進行劃分之間存在很大不同。綜合性概念首先屬社會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這種教育中不把學生按智力劃分。

　　事實上，正如我後來於1970年2月在關於工黨的教育法案二讀辯論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對選拔制的攻擊是荒唐的，因為選拔制一定會繼續以某種形式貫穿11歲以上學生的教育體制。我當時還應補充一點：如果你們不根據智力進行選拔，你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其它一些不令人滿意的標準來選拔，實際上這個標準常常是收入，因為富裕家庭才會舉家遷往有適合他們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學校的中產階級居住的地方。一些工党議員和許多工党支持者對此非常清楚。因此，當哈羅德·威爾遜放棄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學校的承諾時，他們感到他背叛了他們。我之所以在委員會的辯論中意外地取勝，使工黨刪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條，就是因為兩名工党議員故意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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