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1)

四一

　　伊諾克·鮑威爾也很出色。關於伊諾克是否會支持保守黨的領導人以及他的計劃曾經有許多猜測。黨內對伊諾克的態度也有很大分歧。他3月曾到我們的協會講話，我們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評。我決定發表一個聲明，大意是：「那些享受這個國家言論自由的偉大傳統的人，不應該否認他人，特別是像鮑威爾先生這樣在戰爭年代建立卓越軍功的人，享有這樣的自由。」

　　在6月份的竟選中，伊諾克就工黨政府經濟上的失誤，法律與秩序，歐洲問題作了3次重要講話，呼籲人們投保守黨的票。此外，托尼·本對伊諾克惡毒的人身攻擊——把他和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很可能使許多本來不支持他的選民站在了他的一邊。一些統計數字表明，伊諾克的介人使本來勢均力敵的西米德蘭的競選向保守黨傾斜。

　　當我的競選結果在亨登技術學院宣佈時，贏得了人們的巨大喝采。結果顯示，我比工党候選人多得11，000張選稟，優勢比以前擴大。然後我去薩伏依大旅館參加《每日電訊報》的聚會，在那裡我很快得知：民意測驗的結果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即將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選區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樣寫一些感謝信。我想特德會至少吸收一名婦女進入他的內閣。既然在影子內閣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將成為那個幸運的女士。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職。

　　星期六早晨，唐寧街10號的私人秘書打來電話說特德想見我。我到了內閣辦公室，祝賀他贏得了大選的勝利，但我們沒有花多少時間客套，他還是直截了當，一本正經。他給了我教育大臣之職，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的公寓，然後開車回到了蘭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難過，我父親沒能活到今天與我分享這一時刻。在他2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蘭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後來發展成肺氣腫，靠床邊的氧氣瓶維持生命。我的繼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他們是幾年前結婚的，我的父親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兒的時候，時常有教堂、商界、當地政界、扶輪社和保齡球俱樂部的朋友來「看望阿爾夫的身體狀況」。我希望在我臨終前也有那麼多的好朋友。

　　我曾參加了一個電臺的節目討論會，我知道，在我的父親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聽那個節目。他不會想到我會成為一名內閣大臣，我確信他從來也沒有設想我會最終成為一名首相。他也許會希望我得到這一切，因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這個女兒與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為政治權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東西。當我翻閱我的文件，為本書收集材料時，在我六年級化學筆記本背面，我發現了一些父親的零散佈道講話提綱：

　　法令、權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類、國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們為此而擔憂，最終我們喪失了信心，我們的信念開始動搖。而這種憂慮自古就有——耶穌兩千年前就遇到了這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耶穌來到了人間。

　　我的父親一直到死都懷有這樣的信念。

　　第六章　掌管教育　屢起風波

　　1970—1974年：在教育部

　　第一節初步印象

　　1970年6月22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遺憾，1973年我們從這裡搬到了滑鐵盧區令人憎惡的新辦公地點。）我受到常務次官比爾·派爾（後來受封為威廉·派爾爵士）和即將離任的常務次官赫伯特·安德魯爵士的迎接。他們向我表示熱烈歡迎，然後把我帶到我自己的極為氣派的辦公室。文官們對你左一個「大臣」，右一個「大臣」，很容易讓你一次又一次地為恭維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認識到，等待著我的是艱巨的工作。總的說來，我對為我配備的領導班子感到滿意：一位對我友好，一位懷有敵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計長埃克爾斯勳爵負責藝術教育，特德的親密朋友比爾·馮·斯特勞本齊負責高等教育，貝爾斯特德勳爵負責與上院聯繫。特別讓我高興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維·埃克爾斯就在身邊，雖被安排在另一棟樓裡，他可以根據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經驗，給我提供個人意見。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煩主要不是由於個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為第一次文化衝擊後出現的工作作風上的對立——我的行政作風是決策時當機立斷，而他們更習慣於互相磋商。實際上，我離開教育部時才知道，他們只是勉強對我表示尊重，因為我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希望他們儘快有效地執行我的決定。因此，從廣義上講，當時真正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我不知道，也沒有去打聽，我周圍的高級文官投的是哪一個黨的票，但教育和科學部的精神氣質是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氣質。這些人多半依舊本能地相信，統一計劃論者和社會理論家們有能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說這話並不是想挖苦他們。工黨裡的許多人早已開始對此產生懷疑，可是這些教育家們仍保留著原來的使命感。他們不顧在一些學校實行平等主義政策所產生的實際後果，認為教育平等就是絕對地好，而且是實現社會平等的踏腳石，而社會平等本身也是毫無疑問地好。我很快就認清，我的周圍沒有朋友。

　　從反面來說事情大概就是這樣的，我既然決心向傳統教育觀念挑戰，就不能因遇到反對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兩點必須加以考慮。第一，文官們向大臣提出的建議必須說實話，準確，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選民）擯棄的抱有偏見的舊觀念。第二，即使從政府機關工作必須真誠無私、不偏不倚的狹義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部門和它的工作對象關係過於密切是危害極大的，而教育和科學部與教師工會特別是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恰好就是那樣。

　　這一點我早已看得真切，1970年9月12日，星期六，在一家同業會館舉行慶祝全國教師聯合會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會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臨時由我代他宣讀他的講話，當時有許多教育和科學部高級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們與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極為親密，他們互相開著玩笑，表達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謂的「身勢語言」，這些舉止表達的不是一般禮儀，而是說明彼此意氣相投。

　　我們在1970年當選時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針並不十分明確，這使得我與教育部文官們的麻煩更加複雜化。、在競選運動中，我曾反復強調以下7點：

　　把著重點轉移到小學；

　　擴大幼兒教育（這符合基思·約瑟夫的制止「惡性循環」論點）；

　　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當局有權決定什麼樣的學校最適合當地情況，但應提醒他們不要「不可挽回地改變優秀學校，除非……另一種情況更好」；

　　將離校年齡提高到16歲；

　　鼓勵直接撥款學校，保留私立學校；

　　擴大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

　　對教師培訓問題進行調查。

　　但競選時提出的這些承諾並沒有反映出明確的觀點。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保守黨內不同成員和不同派別對總的教育方針特別是對中等教育和文法學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黨人贊成綜合教育，這種主張與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毫無二致。另一方面，所謂教育《黑皮書》的作者們詳細提出了極為不同的觀點，他們強調紀律、選擇和水準（包括保留具有高水準的現有文法學校）。他們的論點牢固地建立在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評上。我們就被夾在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之間。儘管我們常講重大政策要前後一致，決策要小心謹慎，但本屆政府絲毫沒有去解決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識到，在與本部文官的鬥爭中，也許不能指望得到內閣同僚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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