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5)

三五

　　作為財務發言人為準備即將在下院發表的首次重要講話，我讀了從下院圖書館借來故自大戰結束以來每個預算講話及財政法案，因此，我能夠向當時的財政大臣吉姆·卡拉漢和他的財政部首席大臣傑克·戴蒙德論證，這是戰後唯一的一個未能在社會服務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讓步的預算，卡拉漢聽了無言以對。接著我猛烈抨擊了「選擇雇傭稅」。我對該稅的滑稽可笑之處痛痛快快地進行了揭露。企圖將製造業與服務業區別開來，將稅務負擔轉移到服務業。然後把錢作為補貼再轉交給製造業，可以證明是一種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

　　正像我在議會所說的：「不管這項工薪稅究竟是什麼，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今天還活著，那麼我們就可以再寫一齣戲劇了。這次回擊博得了我黨下院同僚的熱烈喝彩。新聞界也紛紛報導我。《每日電訊報》評論道：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國務大臣們打倒在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伊恩·麥克勞德親自在另一家報紙上就我在這次辯論中的表現寫了不少讚譽之辭。

　　同年秋季，我在布萊克普爾保守黨年會上作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講。伊恩·麥克勞德同樣在報上寫了大量文章。為準備那次演講我下了很大功夫——當然我所花的9個小時要是與我後來當保守黨領袖時花在寫大會講話的時間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講話只用提綱，這樣可以更加自然隨意，也更靈活，可以隨時加進一個笑話或譏諷。儘管我所談到的這個辯論是關於稅務方面的，當我批評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稅收政策上獨斷專行、破壞了法治時，代表們齊聲喝彩。我還十分誇張地說——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對英國來說所有這一切是根本性的錯誤。這不僅僅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而且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一些動輒大驚小怪的記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為中左的《太陽報》態度則截然不同，它評論道：「一個厲害的金髮女郎警告人們正在走向毀滅之路。」

　　我正確地看到，社會主義者對待公共支出和稅收的態度與他們對待公共開支與收入政策的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即同一個集體主義綱領下的兩個方面。如果它們得以全面實施，危害的將不僅是經濟自由，還有政治自由。但那時我和幾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認真考慮以上問題對我們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響。儘管我們想降低和簡化個人以及商業稅賦，我們始終傾向於設想（這不僅僅是為了公共宣傳，而是我們的真正想法）——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的不斷降低，將允許我們減少稅收。

　　我們曾有一些用於降低社會主義項目的公共開支以減少浪費的計劃。但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創造一種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以便建立一種「良性循環」，即經濟高速發展，既使稅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稅收；而稅率低又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來認真對待緊縮公共支出問題。實際上，在這上整個時期，無論是1956年，1966年，或1976年，保守黨政府或工黨政府都是在英鎊危機，黃金短缺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預時的緊危情況下才真正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直到1979年大選前期才最終得到改變。身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提出緊縮公共支出的計劃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相信必須這麼做。

　　60年代，我們作為可能成為未來政府的在野黨未能考慮我們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場，這至少同樣是個嚴重的問題。例如，伊恩·麥克勞德和我在強烈反對工黨的法定收入政策時，我們知填我們反對什麼，但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贊成什麼。這也情有可原，因為影子內閣內部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貫注重實際，力求解決問題，並引以自豪，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從來沒有起應有的主導作用。影子內閣中唯一從原則上反對制定各類收入政策的人——無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是伊諾克。鮑威爾。而在我1967年進入影子內閣時，他還沒有能夠說服他的同事們。

　　但伊諾克是對的。他在經濟政策上有過兩次理性飛躍。而基思·約瑟夫和我在多年後才做出這樣的理性飛躍。首先，他已認識到並不是工會抬高工資而引起通貨膨脹，而是由於政府增加了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引起了通貨膨脹。因而，收入政策與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極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引起誤導、導致罷工，而使國家與工會對立——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問題，卻指責別人。

　　那時及後來伊諾克卻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個方面是工會權力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間接關係的重要性。這主要是因為工會權力過大會使實際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市場水平，這種過高的工資又會使工會會員失去工作，導致會員及非會員的失業人數增加。由於政府對排長隊領救濟的情形極為敏感，就會做出如下反應：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這會在一段時間內擴大需求，增加就業，但同時也增加了通貨膨脹。所有這些變化將促使工會再次抬高工資。一切又將從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上再次重複。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減少工會的權力。前者是為了制止通貨膨脹，後者是為了不讓工會製造失業，因此，我們將不得不在某個時候解決工會法的問題。除此之外，伊諾克關於通貨膨脹原因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認識到共識性經濟政策造成另外一種十分有害的想法，這涉及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所謂「制約」作用。為了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人們認為有必要實行總體主義的干涉主義產業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約」是由聯繫匯率制帶來的。人們接受了它，沒有向它挑戰。如果像伊諾克倡議的那樣允許英鎊自由浮動，所謂的國際收支的「制約」就會消失了。實行其他干涉主義做法的壓力也同樣不復存在。正如他1967年在經濟事務研究所的一本小冊中所闡明的，「控制貨幣的國際價格像控制市場價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樣，將導致其他的控制，而這些控制是對每個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資的嘲弄。」

　　當然，如果放棄聯繫匯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黃金）的依託作用。同樣正確的是一個經常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很可能是一個經濟虛弱，因而需要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的國家。然而不會永遠是這樣：有經常項目赤字也可能證明有大量私人資本湧人某國經濟。由於改革，在該國的投資回報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資本湧入，造成經常項目赤字。

　　當然，任何不足與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諾克·鮑威爾所做貢獻的巨大重要性。通過說明政府貨幣政策而不是工資引起通貨膨脹，自由浮動匯率將打破所謂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制約」，伊諾克使保守黨對其經濟政策進行重大修改成為可能。他使我們擺脫了那種老的思路，那種思路會使英國的經濟和社會計劃性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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