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4)

三四

　　是基思·約瑟夫勸我改變了主意。那時基思不僅僅是一個我喜歡的老同事，還是一位朋友。我們曾經於1964—1965年在年金事務上共過事，當然，他是一位資深的搭檔。像任何瞭解他的人一樣，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動。同許多左翼的人一樣，基思步入政壇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離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開發的人。

　　關於基思的笑話很多，最好的笑話是基思自己講的關於他如何改變主意，更改他對住房、健康、社會福利等問題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尋找解決人類苦難的正確答案。所以當他得知我當時準備投雷吉的票時，他打來電話勸我重新考慮，我對他的話非常看重。基思瞭解雷吉的弱點，而作為在政府及影子內閣與雷吉長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對雷吉的弱點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談的是特德的力量，他總結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當然，基思也是這樣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話幫我拿定了主意。當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書內爾·馬騰我將投特德·希思的票時；他們非常失望和驚愕。大多數人的想法差不多。由於特德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明顯的多數票，雷吉退出，因此沒有進行第二輪投票。

　　新的領袖給了我一個不同的職位，我還是滿意的。這樣我從影子內閣年金事務發言人轉而擔當住房和土地事務發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級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領導之下。我一直認為我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所獲得的知識對我日後成為首相是至關重要的。我把這些看作是為當首相而進行的各種鍛煉。雖然我們是反對黨，但是要反對工黨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還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後來工黨政府大把花錢所造成的財政方面的全面影響才突現出來。所以，調到住房與土地事務部門對我來說是如釋重負。

　　在這裡我可以義無反顧地去攻擊最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社會主義措施之——設立土地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一種實現社會主義者一貫追求的人人享有發展帶來益處的目標的手段。正是在負責這項工作時）我首次完全領教了制訂房租標準制度的複雜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現象，它的命運好像與我的命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早早的幾項任務之一是制訂改革地方稅的辦法，並向對此改革充滿疑慮的保守黨年會作出解釋。我們想進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讓中央政府承擔部分開支，另一方面實行地方稅回扣制，並將兩者結合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在年會上發言，至少那些聽到我演講的人會認為我抓准了問題。但如果說我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將是誇大其詞。這只是一個受到尊重的勝利。

　　第二節與財政大臣作對

　　不出大家所料，哈羅德·威爾遜在1966年3月末宣佈提前進行大選。大選結果同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黨失敗，工黨以比保守黨多97個席位的總優勢獲勝。我們的競選運動平平淡淡，題為「要行動，不要空話」的競選宣言蒼白無力，只是準確地總結了特德對政治的影響。這次大選被多數人看作是威爾遜1964年大選勝利的延續，因此無人責備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選區競選。這次，我繼續保持了比工党候選人多9464張選票的較大優勢，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還是滿高興的。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期。丹尼斯瞭解我的心情，出去為我買了一個四周鑲滿鑽石的戒指來使我高興起來。

　　特德·希思任命我為影子財政大臣伊恩·麥克勞德手下的財政部稅務發言人，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奮。新聞界一直猜測我將被榮升進入影子內閣。我當時並無此奢望。現在讀了吉姆·普賴爾的回憶錄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確實考慮過我，但他卻比較有先見之明地決定不那樣做，因為如果把我召進來，「他們就永遠別想把我趕出去」。

　　不管怎麼說，我擔當影子內閣之外的財政事務發言人比在影人內閣內任什麼職更能發揮作用。作為一個稅務律師，我所承擔的新任務對我來說是輕車熟路。儘管我沒有受到過經濟理論方面的正式訓練，但我天生在經濟學的概念問題上得心應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務部的低級別部長時所發現的，我很幸運地擁有抓住技術細節，比較容易地理解相當複雜的運算的那種天賦。當然，這些並不意味著我敢懈怠。作為反對黨，在辯論財政法案時，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門在技術方面的幫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議會外的專家及議會同事的幫助，因此這是一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運的是，我家裡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夠按著議會極為緊張的日程去工作。馬克和卡羅爾都上寄宿學校了，不在家。雖然1965年丹尼斯將他的家族所屬公司出售給卡斯特羅爾公司，該公司不久又被伯馬赫石油公司收購，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躍。我們感到如果我們在離下院不遠的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租一幢房子，生活將更為方便。我們賣了我們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裡奇韋爾斯附近的蘭伯赫斯特買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這是一幢模仿都鋒式建築風格的房子，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室內裝飾是我少有的幾種業餘愛好之一。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給臥室刷油漆。貼壁紙上——共有8個臥室。

　　但我還是被那大客廳和樓梯嚇壞了，不得不請來了專業人員。我們買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讓孩子們放假從寄宿學校回來後在鄉間有個去處。但他們這個年齡的孩子們好像更願意在倫敦與他們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得以充分利用。但我進行的裝飾和修繕並不是徒勞的，在1972年我們把房子賣了，用賣房款買下了在福拉德街（切爾西）的房子。1979年我搬進唐寧街10號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這項新的工作很適合我，而且我是在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開始這項工作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方式的不連續性和不負責任的現象當時已經顯而易見。由於工黨政府未能實現喬治·布朗在1965年9月發表的關於《國家計劃》中對經濟發展作出的樂觀的預測目標，他的「國家計劃」成為工黨的沉重負擔。工黨政府在1966年5月的預算中宣佈將徵收「選擇雇傭稅」，工黨這樣做違背了它選舉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稅收」的諾言，這種工薪稅的重擔實際上特別落到服務業頭上。反對這項新稅是我的一項重要任務。政府與職工大會早在1964年12月的多事之秋就宣佈了一項聯合「意向宣言」。該宣言的失敗表明工黨政府依賴它所宣稱的與工會的特殊關係來實現「自願限制收入增長」，並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辦法已經失去了它的信用。

　　1966年7月工党政府放棄了這種「自願限制收入增長」方法，宣佈凍結工資6個月，繼而實行6個月的工資「嚴格限制」。價格將被凍結一年，還呼籲在同期內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權成立的全國物價及收入委員會有權要求有關單位在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時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該委員會。該委員會還有權以樞密院命令的形式將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的計劃推遲，但推遲時間最多不超過3個月。政府還可利用其權力指示某項具體價格或工資增長不予執行。從總體上反對這項政策並在伊恩·麥克勞德領導下反對那些提交給下院的「暫緩執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幾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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