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3)

三三

　　儘管遭到輿論批評，儘管麥克米倫政府結束時吵吵鬧鬧，儘管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廢除了「零售價保護」，這一做法儘管是正確的但卻嚴重冒犯了支持保守黨的小企業主們，儘管發生了上述一切，我們還是差一點就贏得了1964年的大選。我們力量的恢復並不是因為經濟有所好轉，事實上通貨膨脹情況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張開大口。也不是因為我們1964年的宣言，那個宣言著重強調把總體主義作為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方式，而在這一領域社會黨人肯定比我們更有說服力。我們力量恢復的部分原因是越細看工黨的綱領和領袖，他們就越顯得不實在。但我們党的政治復蘇應主要歸功於亞曆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人認為保守黨的失敗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報紙猜測我也許會失去芬奇利選區的議席。自由党人談論自己的機會時從不有所保留，他們開始預測這將是又一個奧平爾頓。儘管1964年5月在巴尼特市政會選舉中表現得不夠好，他們卻已經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會。高爾夫俱樂部醜聞還沒銷聲匿跡。自由黨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選人約翰·帕多原則上以當地問題為競選主題，而我則選擇全國性的問題——即如何保證繁榮而又沒有通貨膨脹。保守黨讓我在倫敦市內及周圍的幾個選區演講。在貝斯納爾格林的一次鬧哄哄的充滿敵意的婦女集會上，我回答了對政府養老金和救濟金工作情況的攻擊。我在《旗幟晚報》上寫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當家理財」是良好政策的考驗。

　　保守黨總部也明白，我應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競選活動表是這樣的——每天外出遊說，回信，到各地參加公眾集會，我感到不僅與會者越來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一般選舉日那天我總是心煩意亂；在1964年的選舉中，儘管競選伊始就有預測說我會失敗，可我更擔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況，而是我們黨在全國的表現。

　　選舉結果證實了這種擔憂。我本人以接近9000票的優勢戰勝了約翰·帕多，但我卻與約翰·亞當街的養老金部告別了，工党以4席的優勢獲得多數。持續13年的保守黨政府結束了，對保守黨思想作徹底反思的階段即將開始，上次沒有這麼做真是個悲哀。

　　第五章　影子世界議會講壇

　　1964-1970年：在野

　　第一節撤換鋼琴手

　　用撤換鋼琴手的辦法代替改變調子，保守黨用這種辦法尋找替罪羊的動作從來都是不慢的。我們在1964年大選中，以微弱票數失敗，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驗證。任何認真關心保守黨前途的人都會開始仔細考慮，是否是由於在社會主義擺下的戰場上使用了總體主義的武器這一既定的傾向造成了黨的困境。在那時，也只有在那時，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經歷第二次大選失利後，才是考慮重新選舉領袖的時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工黨要實現其綱領，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順利工作的多數議席。

　　我曾一直希望並天真地認為保守黨將在立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領導下繼續前進。後來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於想把亞曆克搞下臺的人正在幕後積極活動。但我從來不敢走進那個「吸煙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陰謀小集團的情況時，已經太晚了。當亞曆克告訴「1922年委員會」的他打算引退，以便為其他人讓路時，我大吃一驚，並很傷心。而他臉上那顯而易見的不悅更讓我沮喪。我不斷地對人們說：「他為什麼不早一點讓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們或許能幫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認為是真正有心競爭党的領袖的兩位人選。而由誰擔任党的領袖將第一次由議員投票決定。伊恩·麥克勞德被認為太左傾，許多人對他的看法正像索爾茲伯裡勳爵嘲諷的那樣「太自作聰明」。雖然伊諾克·鮑威爾確定提出要競選党的領袖，但當時他還沒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這兩個競爭對手之中，人們認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機會大一些，儘管他在擔任財政大臣時，曾招致強烈的、在某種程度講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評。但雷吉在經驗、聰明才智和控制議會的能力上都是毫無疑問的。他的主要弱點，而且在後幾年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的是有某種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圍的人聰明的人往往養成這種惰性。

　　特德的性格則完全不同。他思維填密，辦事井井有條，有影響力，至少對他來講，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意志堅強，決不妥協的人。作為影子財政大臣，他在攻擊1965年財政法案時，有機會一顯他的各種才能。當時該法案在下院討論。人們認為特德比雷吉右傾，但是如果用政黨術語來講：他們倆基本上都是中間派。在對待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觀點。雷吉更贊成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而特德則相信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對具體政策的看法幾乎影響不到支持哪一方的問題。

　　起初，我在這件事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觀點。我對他們兩個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選區的議員，而巴尼特選區和我的選區相鄰。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選區候選人，相識的時間更長一些。但目前我更瞭解雷吉，我欣賞他的沉著以及他的敏銳才智。我和特德的關係雖決非是後來幾年所發展的那種敵對關係，但我們倆從來就不是莫逆之交。儘管我們的出身背景並非毫無相同之處，都沒有享受過傳統的保守黨政治家所擁有的教育、社會上的種種好處，但我們完全是兩類不同的人。

　　當然特德曾在戰爭中英勇作戰，而我那時還只是薩默維爾學院的一個學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30年代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抬頭和綏靖主張的影響。雖然我也深受其影響，但與他所受到的影響有很大不同。當時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有過許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來特德儘管半信半疑，還是接受了其中許多的看法，我覺得對於特德和許多主張全盤歐化的積極倡導者來說，民族主義是當時的惡魔，所以英國有責任幫助建立一個涵蓋全歐洲的體系，它將代替國家，向人們提供另一個可效忠的中心，並以此來防止戰爭。這種宏偉的設想對我絲毫沒有吸引力。

　　我認為衝突的主要起因是對獨裁者的綏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學時曾勇敢地反對過這種政策；同時我認為贏得衝突勝利的因素是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而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是和平的最好保證。特德的性格中有許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沒有魅力——公正他說，他從來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談話顯然比跟女人談話要輕鬆得多。但並不只是女人發現與他難以相處。我感到儘管我認識他多年了，我仍覺得根本不瞭解他，或許我永遠也不會瞭解他。那時我沒有感到他絲毫的敵視態度，只是覺得他缺乏熱情。無論那時或後來我都不認為友好溫和的性格是領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經過全面考慮後，我決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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