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4)

一四

　　我當天晚上在由布萊克普爾乘火車回家的路上對此事進行了反思，後來又看到有關的大規模毀滅的報導和照片。然而這些都未使我對使用原子彈的決策的正確性產生懷疑。我認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這主要是因為如果由盟軍襲擊攻佔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人員的傷亡損失。當時日本尚有250萬武裝人員。在沖繩之戰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瘋狂抵抗。只有盟軍的軍事技術優勢，才能今日本領導人相信抵抗是毫無希望的。

　　這種優勢先在廣島後在長崎被證實了。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一周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投降了。當然，英國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進行了密切的配合，儘管戰後由於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1952年我們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丘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騙了。當美國總統將原子彈的消息「告知」這位蘇聯領導人時，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學家們加快他們的核計劃。

　　如果說原子彈引發了人們對英國在戰後世界中應扮演什麼角色的置疑，那麼印度的形勢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時我對丘吉爾懷有無限崇敬，我知道他強烈反對遷就印度民族主義主張的做法，這種主張體現在1935年印度管轄法中。印度的局勢在戰時急劇惡化，看起來，即使早期預想的給予自治領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緩解要求獨立的壓力。而且，當時的背景是戰後英國在世界的地位已大為削弱，雖然那時我們對這一點尚未充分認識到。我們獨自與希特勒戰鬥的兩個物質條件——在海外積累的巨額投資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龐大帝國——已經作為取得那場偉大戰鬥勝利的代價而失去或被極大地削弱了。

　　儘管如此，我的同齡人，甚至那些與帝國演變成聯邦關係密切的人，對印度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許多長輩們積極得多。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讀了兩本強調英國作用的書。這兩本書認為，英國不僅應是英帝國屬地內建立漣全的行政管理和人類公平的保證人，而且應是負責它們作為國際社會的可靠成員的出生、成長和成熟的助產士。

　　利奧·艾默裡的《關於憲法的思考》（在牛津發表的演講）強調通過自由合作確保帝國「思想和目的的統一」是極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時期，這種主張使我對以「帝國優先權」作為維護我們社會利益的一種方式的想法產生了興趣。

　　我還讀了艾爾頓勳爵的《帝國聯邦》，這本書把不斷發展的英帝國看成是統一與合作的典範：

　　向全世界傳播有組織的政治自由；三次從暴政專制下拯救了歐洲，兩次拯救了世界；結束了農奴制，並教其他國家也結束了它；不願得到土地，卻常常為了他人利益而擁有它；在逆境中學到智慧，擁有巨人的權力卻不象巨人那樣使用它……所有這一切使英帝國富甲天下，存在至今，並使它對全人類的感謝擁有充分的權利……也許世界從這個島國身上學到了自由的藝術，而它還沒有把統一的藝術教給世界。也許英國目前的苦難最終會使它適應那種角色。

　　回頭來看，其中很多說法是自欺欺人。我們不可能既賦予殖民地自由，同時又決定它們以後的前途。然而，在當時這些主張看上去似乎英國既有可能繼續扮演世界角色，同時又不背負帝國的負擔和罪惡。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調查團到印度試圖與印度人就他們國家的前途達成共識，政府在分治的基礎上簽署了一項解決方案，在這段時期內我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我認為就這種解決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給予批評，但是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正確的，對英國、印度以及更廣泛的英聯邦來說其方向是進步的。毫無疑問，工党政府和蒙巴頓總督試圖走得更快。從悲劇的意義上講，這時爆發的內戰表明了英國的統治對保證印度的統一與和平的重要程度，在這場戰爭中一百萬人喪失了生命。

　　然而，這些想法與戰後的世界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在這個世界中，新的全球機構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歐洲殖民地帝國的前途極為有限。事實上，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成功地實現從一個穩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個穩定的後殖民地世界的轉變。像索馬裡危機一樣，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方自己無法建立秩序，對此國際機構也無良策，肯定沒有像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統治那樣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時對英國影響最為巨大並對我的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轉變，是蘇聯由戰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重要的是需要強調指出，此時西方大多數人對蘇聯的情況知之甚少。事實上，如果注意對其進行調查和報導，還是能夠瞭解到事實真相的。但是，一般說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沒有這樣做。一般而言，報紙也是如此。例如，《每日電訊報》對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沒有給以突出的報導，甚至在1939年8月的《莫羅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之後，該報也只是奇怪地把蘇聯對波蘭東部的入侵說成是它與希特勒關係緊張的表現。

　　人們可以進行有力的辯護以減輕丘吉爾和英國在放棄中東歐問題上的責任。1944年10月，丘吉爾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會晤，他在著名的半張紙片上寫下了共享巴爾幹半島勢力範圍的建議。丘吉爾本人也承認，這的確有一絲玩世不恭的「現實政治」的意味。他稱這是一紙「惡作劇的文件」。紙片上的內容顯然公開背離了1941年北大西洋憲章的原則精神。但承認了紅軍已佔領大部分東歐的現實，而且有可能有助於維護希臘獨立。丘吉爾至少意識到，在和紅軍對峙的形勢下，我方部隊的倉促撤退將會置德國的中部地帶于蘇聯控制之下，從而勢必使我們徹底失去對東歐命運施加影響的機會。而此時美國人還惜然無覺。

　　話雖這麼說，但承認現實與將現實合法化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合法化經常是把不合理的現象具體化。由此看來，在關於1945年2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問題上，棄權或投了政府反對票的保守黨人的做法是正確的，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員。在聽完德萊爾伯爵和達德利分別在泰勒瑞安學院對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講後，我由忐忑不安轉而開始反對該協議的簽訂了。當然，強迫蘇聯人尊重民主、尊重蘇占區的民族自決權是困難的，甚至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難理解，當時的美軍和英軍都疲憊不堪，傷亡較重，他們想告別戰爭帶來的恐懼，不願冒險去同舊時的盟友展開新的衝突。儘管如此，在我們內心深處都不準備遵守的協議上蓋上表示贊成的印章，而且還試圖迫使流亡國外的波蘭非共產主義政府去接受它，卻是錯誤的。

　　《雅爾塔協定》的簽訂引起了我對於共產主義軍事威脅的深思。共產主義現實上的其他一些特點也在我的腦海裡一點一點地聯繫起來。比如說，我讀過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書，該書對共產黨人主持的一次裝模作樣的審訊作了生動透徹的描述。

　　幾年以後，我任反對黨領袖時見到了凱斯特勒。我對他說，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並詢問他是如何想像出拉巴斯夫以及對其施加折磨的那幫人的形象的。他告訴我：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那些都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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