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3)

一三

　　最能體現實用主義觀點的黨的文件是1947年5月發表的《產業憲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政策，實際上連續性和共識性是其基本主題，正如戰時1944年的《就業白皮書》是與凱恩斯主義（即強調用逆週期性的公共開支保持需求和就業，同時更注重正統意義上的效率、競爭和靈活性，把二者結合起來）妥協的產物一樣，《產業憲章》是總體主義與自由企業相妥協的產物。《產業憲章》維護經濟計劃、產業「夥伴關係」和工人「協商」制度，但它繼續強調有必要減少控制、減少公務人員和合理降低稅收。兩派的爭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黨內繼續存在。《產業憲章》給我們某些啟示，它使我們黨得以保持團結。但這類文件無法使人熱血沸騰，對党重新執政也無關緊要。事實上，正是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敗，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機和1949年的英鎊貶值，而不是保守黨的主觀能動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勢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產業憲章》這類文件謹慎地避開了最終擊敗社會主義的真正戰場。最終丘吉爾是對的。社會主義是否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需要一個「蓋世太保」還是只需要西方所採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專制工具、沒收式稅收、國有化和壓制性規章制度，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所嚮往的社會主義的程度。在減少經濟自由的過程中，如果社會主義者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底，這將意味著消滅一切自由。我本人對這一觀點包含的真理毫不懷疑。但是一些保守黨人很難接受這一論點。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我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這個主義，但對來自社會上層的保守黨成員們來說，則對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

　　哈羅德·麥克米倫於1938年在他的影響很大的《中間道路》一書中所反映的豈不就是這種思想？他主張在大範圍的生產和服務行業中擴大國家調控和計劃職能。其他的保守黨人則對任何理論都漠不關心，他們竟把米爾所稱的「愚蠢的政黨」看作是一種讚美，因此，他們把Ｆ·Ａ·海克所寫的那本強烈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著作《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奉獻給「所有政黨的社會主義者」，就不足為奇了。我當時讀了這本書，後來又反復閱讀。

　　我不能說當時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義，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當基思·約瑟夫給我開列的閱讀書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現了海克的著作時，我才逐漸明白他提出的觀點。也只是到那時，我才真正開始思考他的論點。我的這種思考是從保守黨人認同的那種國家（一個法治下的規模有限的政府）的觀點，而不是從我們應該避免的那種因家（由官僚們隨意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出發的。在這個階段，在我看來，《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對社會主義所作的無可辯駁的批判是產生了影響的，海克認為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起源於19世紀的德國社會計劃。他認為國家對」經濟或社會某一領域的干預會導致難以抗拒的壓力，要求將計劃進一步擴大到其他領域。在西方文明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計劃對其產生了深層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響——他提醒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海克直言不諱地指出了計劃社會的壟斷傾向，這種壟斷是各專業集團和工會必然要利用的。他們對社會保障的每項要求，無論是就業、收入或社會地位，都意味著特權集團之外的人不能享受這些利益，這就導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補償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最終都是輸家。也許由於海克沒有英國保守黨的背景，事實上他也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義者，所以在談論這些事情時他毫無顧忌，不像英國上層社會談論這些事情時顧慮重重，使他們的社會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獨特，而又不被眾人青睞，但在徹底批判社會主義方面他並非是獨行者。在這個時期，我還看過喜好辯論的記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達的內容，布朗根則用令人卻步的反語和尖刻的譏諷來表達。在1943年的《「人民」是誰？》一書中，布朗根的寫作方法是難以想像的。在1947年出版的《我們的新主人》一書中，他不認為1945年的選舉結果只不過是因為大家都失去了常識。

　　（人民）被欺騙了，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他們願意受欺騙……他們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適度期望，而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他們為吃上蛋糕並擁有它而投了票，為了存些蛋糕以備雨天之用，然後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們為多拿錢少幹活，為了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們象凱紐特國王的朝臣們一樣投了票，這位國王坐在逐漸逼近的海浪面前，憑藉王室的權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讓他們自己選擇的最高統治者掌權。沒有人剝奪他們的權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眾對工黨的幻想破滅了，在他寫書時這種情緒已經表露出來。這是社會主義分子應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激起了人們那麼高的期望，而這種期望是無人能夠實現的，更別說那些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極巧妙地攻擊道：「凡是斯達夫·克瑞普斯爵士試圖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裡連草都不會生長。」

　　布朗根還認為社會主義是導致無序與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蝕整個政治機構的毒藥。他認為工黨是一個「虛弱、愛抱怨的傢伙，由於它心靈放縱，對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現實，所以它不適合執政」。這些感受我們許多人都感覺到了，但這麼強烈地表達這種感情總的說來顯得不夠謹慎。

　　抵制集體主義的兩種可能的方式——漸進的和激進的——之間的對立，在我整個保守黨的政治活動中都時有表現。但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對我最具有影響的是有關國際方面而不是內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從廣播新聞中得知在命運攸關的1945年8月6日，在廣島投了一顆原子彈。這時我正在布萊克普爾市看望我姐姐（她已從伯明翰的矯形醫院轉來這裡）。在此之前，人們知道我們正處在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學習專業以及與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關的問題對我產生的吸引力，也許意味著我比大多數人更知道原子彈製造可能導致的事態發展。第二年，在美國出版的《用於軍事目的的原子能》一書中，我看到（大體懂得）非常充分的闡述。然而，儘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談，可我一聽到關於廣島的最初報告，就立刻意識到隨著原子彈的出現「這個世界就變樣了」。或者正如丘吉爾自己在其宏偉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說：「它影響到二戰迅速結束，也許還影響到其他很多東西。」

　　核武器所蘊涵的全部科學、戰略和政治意義要在若干年後才能作出估計，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學一樣，它們還在不斷發展變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對人類和環境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很快就知道了。1946年冬天，我看了美國記者約翰·赫西關於廣島的報導，這篇報導最先刊登在《紐約人》雜誌上，後來作為企鵝出版社叢書出版。說來奇怪，與有關駭人聽聞的人體傷害、烈火、放射性塵埃和輻射引起的疾病的報導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從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澀而又甘甜的形象，它們的生長受到核彈輻射的畸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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