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

九

　　我通常很少參加競選活動，因為我在緊張地準備入學考試，我希望能夠到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學習。晚上我得拼命地學習拉丁文，它是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我們的學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運，我們的新校長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學學者，她在男校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師。她還借給我書。有一本教科書是她父親寫的。緊張的準備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來愈令人沮喪的關於戰爭的消息，特別是在遠東蒙受的一系列打擊，如馬來亞失陷，威爾士王子號和抵抗號沉沒，香港和新加坡淪陷，從緬甸撤退，日本人對澳大利亞的威脅等。1942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與我的父親散步入我問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結束戰爭；他非常鎮靜他說：「我們不知道如何結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但沒有疑問，我們必將勝利。」

　　儘管我為進入薩默維爾學院做了努力，但沒有得到我所需要的獎學金。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我只有17歲，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打擊。我知道，如果1943年我不能進入大學，我就只能讀一個為期兩年的「戰時文憑」，因為20歲時我將應徵參加國民服役。但我沒有辦法，只好於1943年秋天進入六年級第三學年並成為學校的兩個女監護之一。突然，來了一封電報，10月份薩默維爾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位子。有位新生沒有去註冊。這樣，我突然發現面前展現出一個令人激動而又艱巨的前景，要離開家，這幾乎是第一次，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牛津寒窗　初涉政壇

　　1943—1947年：在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這個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討人喜歡。新生通常是在10月的彌霧中邁入校門，在這裡度過從米迦勒節開始的學期。校園星那些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規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築特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顯得冰冷而森嚴——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我是在隆冬的嚴寒中到薩默維爾去參加牛津入學考試的。在第一個學期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對前去就讀的學院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對整所大學的全貌更談不上什麼瞭解。我來到薩默維爾，開始了第一學期的生活，很想家，對新環境也不知深淺。薩默維爾常會使人感到震驚。對於它的外觀，最好的評語大概只能說是樸實了，許多不太好奇的人雖然從那裡過路，也許不知道那裡就是薩默維爾學院。但誰能想到，院子裡邊竟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對而立，掩映成趣，頭兩年我住在學校裡，從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裡去。過了一段時間，掛起一兩張照片，擺上一個花瓶，後來又從格蘭瑟姆帶回一隻舊扶手椅，這些東西多多少少讓我感到那些房間是屬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兩個朋友合住在華爾頓街。

　　牛津和薩默維爾雖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卻都深深地打上了戰爭的烙印。儘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發動機廠，後來又成為一個飛機修理中心，但不知為什麼，牛津從未遭到過轟炸，不過，像其他地方一樣，整個鎮子和學校都實行了燈火管制（從1944年開始實行燈火管制），而且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種種影響。塗了顏色的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準備了許多大儲水罐供救火時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薩默維爾東院裡就有一個。配給我們的東西多數直接發放到學院。我很少應邀出去吃飯，但還是感到食堂的飯食平淡無味。有時我會拿剩下的一點餐券買些果醬和其他東西。我不再往茶裡加糖了，這是這種簡樸的生活為我的健康和體型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好處——許多年以後，我甚至放棄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實在牛津時也並沒有許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熱水也有嚴格的限制，例如規定浴缸裡的水不得超過5英寸——在5英寸處有標記線。儘管在我的家庭裡，不潔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講衛生絕不是兒戲，我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這一規定。那時我們並不想抱怨，畢竟，我們都算是幸運兒了。

　　再者，儘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我的一個表兄去倫敦上過大學——但我是羅伯茨家族裡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儘管我的父母不露聲色，但我知道，他們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學前我對牛津大學的瞭解遠不及我的很多同齡人。但我認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為，那麼牛津就應是我始終如一的追求，沒有必要降格以求。我們本地的諾丁漢大學是一所出色的學校，而且它的理科專業相當不錯，但我從不為它所動，儘管諾丁漢大學更靠近我的家、我的親人和朋友。

　　牛津大學對我還有一種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學院制度，這種制度至今對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學由若干學院組成，但大學也有一些中心機構，比如博德林圖書館。那時大學生的生活主要在學院內（在這裡吃、住，並接受許多輔導課），其次是其他一些機構，比如教堂和社團，而這些機構又有它們自己的天地。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不同，作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動自然更多地穿梭於學院的眾多機構和役施中間，比如化學實驗室。儘管如此，從我的大學經歷中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就應該鼓勵他們融入人的小群體中，而不是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間倘徉。

　　戰爭時期對大學生活氣氛影響之深也許我們這些在校生最有體會，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很年輕，只有十六、八歲，而在這樣的年齡、長一歲無論在觀點還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後來，從1944年開始，牛津的氣氛隨著因傷病退役的軍人的歸來再次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是來完成一個縮短的戰時學位，或是開始一個完整的學位。他們有太多的經歷，我們對此望塵莫及。基普林在《學者》中曾這樣描述那些大戰後返回劍橋繼續學業的海軍軍官：

　　他們曾歷經磨難，再也不願回首，那無數激流險灘；

　　如今整個世界都欠他們很多，他們也開始享受些許，生活的甘甜。

　　我離開牛津的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們的見識比我要廣得多。戰爭結束時，牛津彙集了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從中受益匪淺。

　　起初我是自我封閉的。在這種全新的環境裡我感到羞怯和無所適從。我依然堅持在格蘭瑟姆的習慣，獨自長時間散步，環繞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學公園，沿著查韋爾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獨處的樂趣，陶醉于萬般思緒之中。不久，我便開始能夠體味牛津的生活樂趣了。我在牛津的頭幾年恰逢戰爭接近尾聲，因而也許並不奇怪，我的樂趣帶有新教徒的特點，這是我從格蘭瑟姆帶來的。我是衛理公會研究小組的一個成員，這個小組經常舉辦或參加茶會。我母親給我寄些糕點，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點廠」排隊，等候一小時左右，為周日購買茶點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指揮的巴赫合唱團，該團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稱要廣泛。我們在謝爾登劇院上演的《馬太受難曲》尤其使我記憶猶新，這個劇場似乎是雷恩專為這個節目設計的。我們也唱過《伊戈爾王》，貢斯當·蘭伯特的《格蘭德河》以及雷爾斯特的《耶穌讚美詩》，有時我只是去聽，並不唱，我聽過凱瑟琳·費裡那在埃爾加的《傑隆修斯之夢》中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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