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

一〇

　　隨著戰爭結束和軍人復員，牛津娛樂活動的節奏加快了。八漿划船比賽又恢復了，我去河邊觀看過比賽。就在這時。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時甚至喝一點兒酒（以前我只嘗過雪利酒，但並不喜歡，現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煙，同樣也不怎麼喜歡，雖然我知道如果堅持吸下去的話我會品出味道來的。我決定不吸煙，把錢省下來每天買《泰晤士報》。我第一次參加校慶舞會，像歌中唱的那個女孩兒一樣通宵達旦跳個不停。我在老劇場和新劇場觀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那時正上演一些克裡斯托弗·弗賴的早期作品。）我還觀看過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學戲劇社的演出，是在學院花園上演的，由牛津當時的時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於劇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臺上的肯尼斯·泰南與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來可以更豐富多采些，但我手頭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導師——總是樂於幫忙的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向學校建議，使我得到一點獎學金，我將入不付出。我還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幫助。如果當時我願意承擔一些教學任務的話，我會從這些機構中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從教的天賦，我確信（至今仍確信）好的老師需要有一種天才，而大多數人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事實上，1944年夏天我還在格蘭瑟姆真的教過一假期的自然科學，並掙得了買一輛自行車的錢，這在格蘭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則是必需品。

　　就在我于格蘭瑟姆任教時，巴黎解放了。校長召集全校大會，宣佈巴黎又自由了，並告訴我們勇敢的抵抗運動戰士如何起義，打擊德國佔領軍，幫助盟軍，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明顯，我們正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我不再為沒能為戰爭做更大的貢獻而感到那麼內疚了；我與所有英國人民一樣為法國抵抗運動為法國挽回榮譽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許那時我們對抵抗運動的普遍存在有些誇大其辭，我們中間流傳著這類故事，諸如德國士兵走進咖啡館時，裡面的顧客會輕輕敲打杯子，用莫爾斯電碼敲擊出字母Ｖ，代表勝利，當然每個真正的法國人都渴望自由，對此我們確信無疑。

　　此後，我開始埋頭學習。多蘿西·霍奇金致力於調光晶體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擁有這樣一位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天才的教師對學院來說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學會的會員，後來為盤尼西林——第一種抗菌素——分子結構的發現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此她獲得了1964年的諾貝爾獎。（盤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學前兩年在薩默維爾附近的拉德克利夫醫院發現的，並且在那裡做了早期實驗。）在我大學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後一年（1946—1947），由多蘿西·霍奇金指導，我與一位德國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簡單的蛋白質短桿菌肽Ｂ，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學課程所必需的研究項目。在宇宙俱樂部和科學俱樂部我也遇到過其他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聽過許多知名科學家的講座，其中包括Ｊ·Ｄ·伯納爾，他的政治觀點與當時很多科學家一樣相當左傾，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把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師生關係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年輕人進入大學後，一方面由於接觸了懷疑論，一方面出於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們的信仰。我從未感到過這種危機。衛理公會使我有了穩固的錨地，當然還使我有了與我觀點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衛斯理紀念堂做禮拜。那裡有一種格蘭瑟姆那樣的社交氣氛：一種溫馨、冷靜而又令人愉快的社會生活。在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裡，這對我是多麼重要。這所教堂有個非常活躍的學生聯誼會。星期天晚禮拜後，通常在牧師家裡舉辦大型咖啡聚會，那時會有對宗教或其它問題的熱烈討論。偶爾我也去學校的聖母瑪麗亞教堂，傾聽一場別具一格的大學佈道，儘管那個教堂籠罩著某種「一本正經」的拘謹氣氛，使它成為一個冷冰冰的宗教活動場所。有時我去學院附屬教堂，特別是如果海倫·達比希爾小姐佈道，我一定會去。我剛到時她是學院院長，也是研究米爾頓和伍茲沃斯的傑出學者。

　　總的來說，我不去聖公會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對宗教知識的全面瞭解卻更多地受聖公會祭司長Ｃ·Ｓ·劉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響；他對我們這一代許多人有巨大影響，我受他的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的廣播、佈道和文章是精煉的語言與深邃的神學的結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魯塔普書簡》中，他以無與倫比的機智和具有說服力的語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類自身的弱點。在《人類的毀滅》以及《純粹的基督教》的開頭段落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把深奧的自然規律闡述得如此通俗易懂。我最難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純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電臺演講）對我的影響。這篇講話觸及到當時基督教徒的行為與其口頭宣稱的理想嚴重脫節的實質。Ｃ·Ｓ·劉易斯的一個觀點是：基督教的行為準則不僅僅對那些聖徒有約束力。他這樣寫道：

　　完美的行為如同行車中的換擋一樣難以完美無缺；但人類這架機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為理想這是必要的，正如汽車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機都能做到完美的變速一樣「

　　同樣，我得益於他對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則的論述，這一原則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對於仁慈原則的崇高性，劉易斯並沒有批駁或貶低，而是列出了什麼不是仁慈，這對我們幫助很大：

　　……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這是什麼意思？我必須像愛自己那樣愛他。那麼確切他說我是如何愛自己的呢？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發現我對自己並沒有喜愛的情感，甚至對我個人的生活圈子也並不總是感到滿意。那麼很顯然，「愛你的鄰居」並不意味著『喜歡他，或『認為他有吸引力，……對自己的某些所做所為，我可能會感到恐懼和厭惡。那麼很顯然，我也可以憎惡敵人的某些所做所為……所以，基督教義並不要求我們減輕一絲一毫對殘忍和不仁行為的痛恨……即使當我們斬殺、懲罰敵人時，我們必須儘量設身處地地想問題——但願他不那麼壞，希望他在今生或來世可能會得到拯救，實際上就是祝他好。

　　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這些話無疑具有特別深刻的含義。

　　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學生對國家的主要貢獻莫過於刻苦學習，獲取知識，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隴望蜀。但我們還是想儘量多做一些實事。就我而言，每週一兩個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軍隊食堂服務。來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國士兵和美國航空兵是我們的常客。那裡悶熱潮濕，雙腳也吃了不少苦頭。但這項工作也很有趣，那裡總是賓客滿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1944年7月諾曼底登陸的報導帶來的是恐懼和憂慮。我的那麼多同齡人在無遮掩的沙灘上進行殊死拼殺令我們深感不安。也許這時是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錯了。

　　實際上歐洲戰場的戰爭一年之內即將結束。儘管還有巴爾格戰役和昂合姆的悲劇，工作重心在緩慢地轉移，人們開始為和平的到來作準備。我把時間越來越多地用於和平時期的活動，政治活動是其中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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