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

三

　　我們的宗教生活不僅包括音樂和社交活動，而且有富有啟發性的知識活動。傳教士們具有強烈的個性和鮮明的觀點。我們鎮上衛理公會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義者。在1935年組織「和平投票」時，格蘭瑟姆的衛理公會教徒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在選區內散發民意測驗答卷，後來宣佈絕大多數人「贊成和平」。沒有書面材料表明這一結果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們羅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個愚蠢的主意，應對全國沒有為最終打敗獨裁者及時進行戰備負責。在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由於我們是堅定的保守黨人，因此我們家處於少數。我們的朋友斯金納牧師積極贊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誠的人，多年以後他為我和丹尼斯在倫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禮，但是個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頑固的政治觀點。

　　我們每個星期天聽取佈道，這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公理會牧師蔡爾德應邀到格蘭瑟姆佈道。他透徹他說明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先進的思想：不管父親（還有母親）有什麼罪過，都不應該使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我仍然記得他譴責了法利賽派。該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視為「非法」。鎮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沒有父親。聽了蔡爾德牧師的佈道後我們為另眼看待這些孩子感到內疚。時代不同了，我們已經為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為他們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許因此無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們需要設法用理智的社會政策來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戰爭爆發後死亡看起來更靠近每個人，佈道也就更能打動人心。不列顛戰役之後，牧師在一次佈道中說，「總是少數人拯救多數人。」耶穌和他的門徒就是這麼做的。另一次佈道的主題使我很受鼓舞：歷史表明，生於深重危難之際的人們有能力應付另一次危機。這體現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對未來抱樂觀態度的依據，不管目前是多麼黑暗。教會灌輸的這些價值觀念在我們家裡得到忠實的體現。

　　同樣，我們家強調勤奮工作。我們在家裡從不懶散。這一方面是因為懶散是罪過，另一方面，我們總有許多活要幹。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就是這類人。我說過，只要店裡忙，我隨時幫忙。同時我還向母親學習做家務。她在店裡服務時間很長，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鐘錶一樣有條不紊。戰前我們有一位女傭人，後來請了一個女僕打掃房間，一周來幾天。但大部分家務是我母親自己做，當然，比現代家庭的家務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確熨燙男襯衫的方法，還教我不損害刺繡的熨燙方法。

　　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燒熱，並告訴我一個秘密，在熨斗上塗大約6便士硬幣那麼大小的一塊蠟，這樣燙出的亞麻製品特別光亮。上中學時我們學校有家政課，這在當時很不尋常。我們學習各種家政，從正確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財。因此幹起家務事來我確實有兩手。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家不僅每天打掃，每週打掃，而且每年春季進行大掃除，為的是把平時打掃不到的死角打掃乾淨。我們把地毯吊起來抽打。母親從拍賣行買來的紅木家具質量很好，我們用溫水和醋質混合液刷洗，然後上光。這時正是商店盤點的季節，忙得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家從不浪費東西，總是量入為出。對一個家庭的最壞挖苦莫過於說這一家子「小器吝嗇」了。但由於我們一貫節儉，戰時的配給制就不在話下了。我們聽收音機時記下節約型的菜譜，如「伍頓爵士土豆餅」，這是以戰時的糧食部長命名的一道節約型的菜。我母親是一位出色的廚師，而且很有條理。她一周烤兩次麵包，還烤制餡餅、蛋糕等糕點。她的家制麵包頗有名氣，她的薑汁麵包也一樣享有美名。戰前我們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戰爭期間，星期天的燒烤成了幾乎沒有肉的湯或奶酪菜湯了。

　　那時地方小鎮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機構網絡。聖誕節來臨前夕我們店準備150多個小包，裡面有罐頭肉、聖誕蛋糕、布丁、果醬、茶葉等，這些小包是格蘭瑟姆一個最有實力的社會慈善機構扶輪社為窮困家庭購買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麵包後，我們也總是分送給孤寡老人或病人。我們經營雜貨，瞭解我們顧客的處境。

　　我們的穿衣不成問題，我母親曾經是個專業裁縫，我們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縫製的。那時有兩種很好的衣服紙樣，一種叫「新款」，一種叫「巴特裡克」。在格蘭瑟姆和諾丁漢的減價市場上我們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質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們的衣服花錢不多，質地不錯，且款式時髦。我父親當市長時，母親為姐姐和我都縫製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藍色天鵝絨的，我的衣服是深綠色天鵝絨的，母親為自己縫製了一件黑色波紋絲料外衣。但在戰爭期間節儉成風。我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們，她從來不把舊棉花扔掉，而是重複使用。我們聽後非常吃驚。她說：「我認為我有義務這麼做。」此後我們也這樣做。我們信奉衛理公會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閑時間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歡長時間散步，經常獨自一人。格蘭瑟姆座落在一個小山谷中，周圍是小山丘，這與林肯郡大部分地區不同，那裡地勢平坦。我喜歡鄉間的美景並在其中陶醉於自我思考。有時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鎮子外邊去，然後插到鎮的北部，從北大路回來。有時我漫步走上霍爾山，戰爭時期學校放假一周，我們到那裡採集野薔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裡還可以滑雪橇。

　　我的體育活動不多，入校後不久學會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間熱衷於曲棍球。在家裡我們玩一些普通遊戲，如「壟斷與陷井」，這種遊戲很嘈鬧，是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構思出來的。後來訪問美國時我參觀了這種交易市場。我與商品的緣分也就到此結束。

　　格蘭瑟姆有了電影院，這的確給我的生活增加了樂趣。很幸運，我們的一位名叫坎貝爾的顧客擁有3家電影院。有時他們邀請我去他們家聽留聲機，我認識了他們的女兒朱迪，她後來成為著名演員，與諾埃爾·科沃德搭當演了戰時喜劇《笑逐顏開》，這個喜劇使「夜鶯」在伯科利廣場歌唱」成為名曲。由於我們認識坎貝爾一家，我的父母比較容易接受電影院這個事物。只要我去看「好電影」，他們就滿意。幸運的是這類電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爾和琴傑·羅傑斯的歌舞劇和亞力山大·科達的電影。他們很少同我一起去看電影，但銀行節時我們常一起去諾丁漢劇院或去一家大電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裡看電影或戲劇的夥伴都是我的同齡人。即便如此也還有限制。一般每週有一個新電影，但有些電影索然無味，放映不了6天，就從星期四開始放映一個新電影。有些人接著看第二個電影，但我們家對此很不贊成。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