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2)

二

　　由此可見，我的父親是一個具有堅定原則的人。我母親總是說：「你父親總是堅持他的原則。」但是，他不主張在應用這些原則時影響別人的生活。他當市議員和後來當高級參議員時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安息日的活動安排問題。在那個年代，在格蘭瑟姆以及其他地方，電影院在安息日大都關閉。但在大戰期間我父親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做法，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做法。他支持電影院星期天開放，這樣可以使附近的駐軍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攪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靜下來沉思冥想的人們。同時，他強烈反對（儘管沒有成功）開放公園進行文體活動。他認為那樣會破壞別人的安寧。他把星期天看作一個特殊的日子，但在具體做法上又有靈活性。我雖然是個女孩，我對這些限制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親這個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讓步。

　　不因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或得不到別人的支持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些正直的品質在我的少年時期就灌輸進了我的頭腦。1936年我11歲時得到一本《畢比年刊》。約瑟夫·畢比是利物浦的一個製造商。他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家產，用其中一部分編了一本宗教雜誌，這是一種稀奇的組合，有人物介紹，有家庭哲理，還有漂亮的名畫複製品。我當時還小，不知道他宣揚的是通神論（通神論是神秘主義、基督教義和「東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內容有意義，有的內容是胡言亂語。－－譯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為珍貴的物品之一。首先，我從中學了一些歌謠，現在即席講話時我還在引用，因為隨著我的成長，我的許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體現。

　　一條船駛向東方。另一條船駛向西方，
　　它們乘的是同一股風；
　　是船帆，而不是風，
　　決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

　　再如：

　　偉人達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當夥伴熟睡時，
　　他們在深夜裡艱難地攀登。

　　——亨利·伍茲沃思·朗費羅

　　不知是由於很小時就接觸到《畢比年刊》還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詩歌。10歲時我獲得了格蘭瑟姆舉行的威爾士詩歌朗誦獎，我深感自豪。（我朗誦了約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下的蘋果》和沃爾特·德拉梅爾的《旅行者》）。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單，那裡的人送給我一本米爾頓詩集。他們知道詩歌對我的重要意義。這本書我一直保存著。在戰爭的初期，我隨一個演唱隊到附近的村子裡去演出，我朗誦《牛津英國詩歌集》中的詩歌。這本書至今仍放在我的身邊。衛理公會也以讚美詩的形式提供了許多非常優美的宗教詩歌。

　　格蘭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躍，而且在泛基督主義盛行之前各派之間存在著競爭和敵視。鎮上有3個衛理公會教堂；還有聖伍爾夫拉姆的英國聖公會教堂，按照當地的傳說這是英格蘭第六個最高的教堂；一個羅馬天主教堂，就在我們家的對面。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來過得最為開心。第一次參加聖餐會的小女孩穿著鑲漂亮花邊的白色禮眼，提著花籃。我很嫉妒她們。衛理公會教徒要簡樸得多，如果誰穿一件帶花邊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會搖頭並警告說這是「走向羅馬的第一步」。

　　然而，衛理公會教徒雖然不穿鑲有花邊的衣服，但他們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們想像的那麼枯燥無味。這個教派強調宗教的社會性和音樂，這兩點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樂趣，儘管可能是以一種相當嚴肅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們的教友經常到我們家來一起吃冷餐；有時我們到他們家去。我很喜歡聽大人們談話，他們談論的話題遠遠超出宗教或格蘭瑟姆，包括國內和國際政治。衛理公會教的禁欲主義導致了一個預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教徒們在吃飯上很講究，常常花去很多時間。「把飯桌弄好點」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許多活動都是圍繞著茶會或晚飯組織的。教堂也經常組織活動，不是為了活躍青年人的生活就是為了搞各種募捐。

　　坦率他說，衛理公會的各種活動，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音樂。在主日學校周年紀念時，我們唱專門的聖歌。我總是翹首以待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幾個星期的彩排。我們教堂的合唱隊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們演出一次。節目有漢德爾的《救世主》，海登的《創世》或門德爾松的《伊萊賈》。我們從倫敦邀請專業人員來承擔困難的獨唱部分。我體會到，嚴格的訓練和實踐可以使潛在的音樂天賦得到開發。我們家參加了一個音樂協會，一年舉行三四次室內音樂會。

　　我們家喜歡音樂，5歲時父母安排我去學鋼琴，我母親也彈鋼琴。我彈得還不錯，也很幸運，教我的老師很好，我在當地的音樂會上得過幾次獎。我學琴用的鋼琴是我的叔叔約翰·羅伯茨在北安普敦製作的。他還製作教堂用的風琴。10歲時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園的一個穀倉式的建築物裡製作了兩台鋼琴，他讓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別高興。遺憾的是16歲時我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不得不停止音樂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彈過鋼琴，至今仍感遺憾。那時我們晚上在家裡開音樂會，我彈鋼琴，父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親（也是低音），有時還有朋友們，唱一些他們喜歡的老歌，如《聖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

　　我童年時代最為令人興奮的日子也許是12歲那年我對倫敦的訪問了。我在母親的一個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車到達國王十字架車站。斯金納牧師和他的夫人到車站來接我。他們是我們家的朋友，負責在倫敦照顧我。倫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令人頭暈目眩：國王十字架車站像一個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繚亂，呈現出一派工商業和帝國大都會的景象。我有生以來在這裡第一次見到外國人，他們有些人穿著印度或非洲的當地服裝。交通車輛及行人之多令人興奮不已，他們身上像是在發出某種電能。倫敦的建築非常宏偉，也是令人興奮的原因之一。由於被煙熏黑，倫敦的建築呈現出一種黑色的宏偉氣派，這使我不時想到我正置身於世界的中心。

　　斯金納夫婦帶我去了倫敦的主要景點。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喂鴿子；我乘了地鐵——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經歷；我去了動物園，騎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動物嚇得直往後縮—這可能預示著我與艦隊街的關係。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像中的通衢大道狹窄得多；我朝覲了聖保羅教堂，約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裡作祈禱；當然，我還去參觀了議會和大本鐘。這些地方確實不負眾望。我還去了唐寧街，但我沒有年輕的哈羅德·威爾遜的預見性，沒有在唐寧街10號門前照相留念。

　　我對這一切都感到無比快樂，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劇院，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在那裡我們觀看了西格蒙德·羅姆伯格的著名的音樂劇《沙漠之歌》。在3個小時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像劇中的女主人公一樣隨著勇敢的紅色魔影飄然而去。我太喜歡這個音樂劇了，我購買了該劇的樂譜，在家裡彈奏，也許彈奏的次數過多了。

　　我對倫敦和斯金納夫婦眷戀不舍，他們主隨客便，熱情的款待使我體味到塔萊朗的話：生活是多麼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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