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

一

　　自序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告訴我們說，人類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不幸都轉瞬即逝。我們不能預見未來，更不用說決定未來。在家庭生活中我們能夠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讓我們的孩子們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們在此前景上繼續有所作為。同樣，作為首相，當時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給予我的繼任者一個更美好的國家……

　　第一章邊陲小鎮童年趣事

　　1925一1943年：在格蘭瑟姆鎮

　　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清晰的記憶是關於交通的記憶。那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坐在嬰兒車裡，人們推著我穿過我們的小鎮到公園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蘭瑟姆鎮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斑駁的色彩，穿梭般的車流，來往的人群，還有雷嗚般的嘈雜，互相交織在一起。但是，說也奇怪，這是一個愉快的記憶，也是我首次置身於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覺大概是良好的。

　　至於那些不太清晰的記憶，我們許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朧。我的記憶則是一種田園詩般的朦朧。陽光透過菩提樹葉照進我們的房間，我的母親，我的姐姐或者在店裡幹活的人們，不時地過來摟抱我或塞給我一塊糖來哄我。家裡的人常說我小時候很乖。這一點我的政敵恐怕很難相信。但是我並沒有出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家庭。

　　羅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當時這裡是一個巨大的制鞋業中心。我的父親想當老師，但家裡供不起他上學，於13歲輟學。他到歐德爾學校去做工，這是一所不錯的公學（即私立學校）。許多年以後，當我在下議院回答質詢時，一位工党左翼議員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對手。他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便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歐德爾學校當木匠。但當我反擊說，我的父親曾在那座學校的食品店工作過時，他就無言相對了。

　　我的父親做過幾種工作，多數是在食品業，直到1913年他當上格蘭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後來他常說，他那時一星期掙14先令，12先令用於食宿、一先令積攢起來，剩下的一先令才用來零花。一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父親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至少6次報名參軍，每次都由於健康原因被拒絕。他的弟弟愛德華參了軍，成為現役軍人，于1917年在薩洛尼卡陣亡。在英國沒有蒙受過這類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戰後全國各地都舉行陣亡者紀念日，既認真又悲切。

　　來到格蘭瑟姆4年後，我的父親在當地的衛理公會教堂認識了我的母親比阿特裡斯·埃塞爾·斯蒂芬森。她是一個裁縫，自己開了一家店，1917年他們在他們相識的那座教堂結婚，我的姐姐穆裡爾于1921年誕生。

　　我的母親很節儉，到1919年他們就能夠利用抵押貸款在北帕拉德買下他們自己的店。我們的家就在店的樓上，1923年我父親在亨廷托爾路又開了第二家店。這家店就在我後來念書的學校對面。1925年10月13日我誕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樓上。

　　同年，我父親的經營又擴大了，他把與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連的兩棟房子買了下來。我們的店和家位於一個繁忙的路口，離鐵路幹線不過100碼。格蘭瑟姆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當「飛行的蘇格蘭人」機車風馳電掣地呼嘯而過時，我們可以據此來校對我們的時鐘。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花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父親才在北帕拉德更遠些的地方買了一棟有一個長條花園的房子。這是我們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樓下開店樓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難盡。有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這種生活獨具特色。其特點之一就是你總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還是週末，只要人們缺少鹹肉、糖、黃油或雞蛋，就來敲你的門。我們都知道，我們靠為顧客服務謀生，抱怨是沒有用的，因此也沒有人抱怨。當然，我們首先要滿足顧客的需要，有人敲門時我的父親或者夥計就會去接待他們收取定單。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店有3個夥計，在亨廷托爾路的店有一個夥計。有的時候我母親外出收取定單，這時她帶著穆裡爾和我一起去，結果我的姐姐和我認識了鎮上許多人。

　　當然，我們不可能停止營業全家長時間外出度假。我們通常到當地的海濱療養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親和母親必須在不同時間度假。父親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參加他最喜歡的保齡球錦標賽。住在商店的樓上，孩子們可以比其他階層的孩子們更多地見到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佈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3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櫃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櫃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裡彌漫著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11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12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

　　活動太多了我覺得並非是好事。我記得有幾次我曾設法逃脫。我對我的父親說，我的小朋友們不去教堂，他們能夠出去散步。父親回答說：「不要因為別人這麼做，你也這麼做。」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提出想學跳舞時，他這麼說；當我有時提出想去看電影或外出到某個地方去玩時，他也是這麼說。不管當時我的感受如何，這種情操正如對我父親一樣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親的責任感也總有其慈善的一面，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窮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那些勤奮工作略有積蓄的人家，其體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並不輕鬆。他們生活在刀刃上，擔心一旦災難降臨，或者稍有鬆懈，手頭稍有放鬆，就可能債臺高築，被投入貧困的深淵。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懷著最好的希望的人們變得冷酷無情，對人缺少寬容。我記得我父親與一位教友討論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積蓄揮霍殆盡，身無分文，帶著年輕的一家，來到父母的家門。那位教友的觀點很清楚：那個孩子不好，永遠也不會變好，應該把他趕出家門。我父親的回答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說：兒子就是兒子，當他上門求援時，應該用家庭的全部愛和溫暖來歡迎他。即使天塌下來，人總得有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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