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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這也許是美國人正在尋找「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張跳板」,斯諾對他的《紅星》重版現象是如此估價的。書評者則寫道,《紅星》給我們上的一課是「戰勝貧困、無知和不公正的計劃,雖然也要花錢,但它卻比用戰爭的辦法便宜而優越」。這反映了美國思想界的變動,也影射出美國政府的心態。

  冰河在美國這塊堅冰上融化出一個洞,在中國這方則反應更為突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要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次廣播「中美關係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進行談判」。斯諾敏銳地覺察到「現在中國的大門也打開了一兩條縫了」,和解的種子開始植根於這兩個國家的土地中並艱難地生長起來。斯諾驚喜了,他於1960年與1964年兩次訪華,向美國介紹中國,並傳遞信息,敦促美國主動與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和解,雖在當時沒被美國接受,但現在開始引起了它的注意。

  識途的老馬,諳季節的燕子要啟程了,特許的信使,單線聯繫又要啟動了。斯諾立即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直接寫信,提出訪華申請。在信中,他仍堅持要保持獨立記者身份,以免被認為是不客觀不真實的、帶感情的報道,強調「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與您過去的友誼來寫這封信給您」。

  在等待答覆的日子裡,斯諾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瘧疾好了,尿路結石又犯了,隨後又做了兩次手術,切除體內腫瘤。病魔纏身的斯諾,極度虛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壯,體力明顯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為翻譯,陪同斯諾訪問考察中國的徐爾維說:「這老頭子是一個硬骨頭,他每次訪問中國都是不容易的,他從不願意作為中國的客人由中國政府支持路費。」一次,在訪問中遇到一個湖區漁民,他對漁民的蓑衣很感興趣,漁民表示可以送給他,可他堅持要付費。後來斯諾將它掛在日內瓦家中廳堂的牆上,視為珍貴的禮品。每次採訪,他忘記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訪問、記錄、整理材料。

  病情好轉後,斯諾又出門了。1970年6月,他準備去意大利參加一項電視製作節目,剛到達羅馬,電話追蹤而至。那是中國駐巴黎大使館來的電話,中國大使要見他。大使告訴他,中國政府同意斯諾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國,並擬給其夫人提供路費(這點斯諾也謝絕了)。幾個星期後,意大利一家刊物(《時代》週刊)願意為斯諾夫婦提供旅費,只要他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權的文章即可。

  經費問題解決了,美國方面對記者的限制取消了,記者訪華旅行的護照可以不經審批自動生效。尼克松改變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規,表現了對華政策的和緩,但一般美國居民去華旅行卻還要通過規定程序申辦護照。這樣洛伊絲就只能依此辦理了。1965年她申請過卻未獲准,這次她又提出申請。但她這次不等到美國國務院的批准,就隨斯諾前往中國了。因為中國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給予入境簽證。

  7月31日,斯諾夫婦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機飛往香港。到達香港後,斯諾由於身體虛弱住進醫院。兩周後,病情好轉了,斯諾耐不住走出醫院,乘車前往廣州。在廣州稍作停留,匆匆飛往北京。這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以來接待的第一個外國記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黃華等人到首都機場迎接他。

  又是一個5年,這時的中國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經過了5年動亂後的中國。對於考察和報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斯諾好似霧裡看花。他寫道,這個事件開始時就很複雜,後來被一場熱戰的偏激宣傳弄得更加複雜和混亂了,公眾在熱戰中所聽到的主要是勝利者的控訴。撲朔迷離的政治局面,使斯諾難以作出準確的報道。

  斯諾夫婦回到他教過書的北京大學(原為燕京大學),在此呆了一個星期後,他們又到了清華大學。從這兩所學校,他瞭解到關於「文革」和「紅衛兵」現象的一些情況(這是「文革」中影響較大最早的學校)。他們參觀了醫院、機車廠、鋼鐵廠;再次到了陝北延安;去了東北,參觀了更多的工礦企業,進一步瞭解了中醫與針灸;南下廣州參觀了「廣交會」;接著又到東部沿海地區和浙江產茶區,考察長江三角洲地帶;訪問了11個(農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剛到北京,斯諾就被邀請去觀看北朝鮮和中國之間的乒乓球隊的比賽。實際是周恩來總理要會見他。總理向他詢問了許多有關美國的問題。斯諾反問總理,是否中美關係有了鬆動的可能,「倘若中國尋找和解,同俄國談判的可能性大些,還是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諾從總理那裡知道中國北方有著第二個威脅——百萬蘇軍壓境。周總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問這個問題,」請斯諾來就是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當時在場看球的有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等外賓,周恩來召見斯諾在這種場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給外國觀察家看。

  會見中,周恩來看到斯諾身體較弱,加上北京此時氣候正逢「秋老虎」時節,就建議斯諾到北戴河療養一段時間,那兒是中國有名的海濱避暑勝地。斯諾婉言謝絕了,他要抓緊時間到處看看。他于9月去了東北,在中國國慶節前趕回北京。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1周年慶典。斯諾夫婦正在欣賞慶典廣場上的人群、彩車、彩旗,一個世界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頗為壯觀。突然,周恩來走過來扯他的衣角,示意跟他走,他們被帶到毛澤東主席身邊。

  毛澤東與斯諾進行了簡單的交談。毛澤東告訴斯諾,他收到了斯諾的信,但沒有立即答覆,所以「該你埋怨發脾氣的,現在你總算來了。」斯諾回答:「我發脾氣了嗎?」毛澤東說他讀過斯諾近期的文章,其中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批評的文章,但「這些批評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並不要求你同意我們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權保留你自己的看法,還是保持你的獨立判斷較好」。毛澤東也向斯諾問及美國的反戰運動的政治意義等問題。斯諾與毛澤東主席交談幾分鐘後繼續觀賞慶典活動。

  慶典結束後,斯諾被賓館服務員們包圍起來了,服務員們以他能與毛主席並肩站在一起感到莫大的幸福。由此可見人們對毛主席的崇拜程度,斯諾卻不以為然。倒是斯諾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那張照片卻具有歷史性意義,它被刊登在聖誕節那天的《人民日報》第一版頂頭位置上,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這是中國政府的有意安排,是向美國人傳遞信息。斯諾後來評述道:美國人沒能理解東方人含蓄的表達方式,錯過了時機。

  慶典之時,斯諾還與周總理在一間休息室裡喝茶。總理告訴他,美國政府已提議恢復談判,但中國認為在枝節問題上的對話已無多大意義,已談了100多次,沒什麼結果,而且美國還把戰火燒到了柬埔寨,說明尼克松也無誠意,中美雙方雖各自作了一些外圍工作,如中國釋放一些美國在越戰中的戰俘,美國則授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國出售美國製造的自動卸貨卡車,但無實質性進展。

  11月5日,斯諾從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又與周恩來進行交談。會談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舉行,談了四個小時,涉及問題很多,但談話中心是圍繞中美關係問題。至於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北京進行會談,周恩來表示,中國方面願意接待一位美國特使,中國的條件首先仍是臺灣問題,美國必須從那裡撤軍,周強調中國政府的立場「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它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他認為尼克松在就職時給中國的承諾不是認真的,美國入侵柬埔寨是尼克松言而無信。後來斯諾得到的正式記錄裡這句話被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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