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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在中美關係問題上,周總理既強調了原則又給斯諾以啟示。中國的原則是: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從臺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中美在原則問題上開始,而不在枝節問題上浪費精力,否則任何問題都解決不了。周總理提示,戴高樂將軍從殖民地撤軍「拯救了法國」,美國從世界各地撤軍將改善美國的形象。如果美國放棄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中美關係會得到改善,而且預言「美國將發現自己不能再沿著這條路(不承認中國大陸,只承認臺灣當局或搞「一台一中」)繼續走下去,於是便放棄這個政策」。

  斯諾從周恩來總理這兒理解到中國政府和人們有昂揚進取的精神,正在腳踏實地開拓前進;不卑不亢,耐心等待別國的理解,求同存異,有務實的外交與內政政策;中國堅持獨立自主,不屈服於任何強權,不畏艱難險阻,不怕挫折與失敗。

  在離開中國前的一個晚上,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斯諾,龔澎夫婦也在座。長時間的談話中,毛澤東主席講到了死的問題,向他講了中國人常常說的:73、84歲是生命中難以逾越的兩個坎,越過去的人不太多,意即他已屆72歲,很可能快要去馬克思那裡報到了。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談到國內與國際兩件大事,一是在國內,毛說到中國現在的年輕人長在紅旗下,沒有經歷革命的洗禮,要讓他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斯諾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向他暗示中國將發生一場「文化大革命」——一場群眾性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

  但當時斯諾已注意到,在中國,對毛的個人崇拜在不斷升級,而且在談話中毛認為要有一點個人崇拜才能保證權威性。二是關於國際問題,即中美關係和越南問題。斯諾感到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關注美國,他們不斷地向斯諾詢問美國方面的情況。斯諾以為毛、周等領導人正在尋找打開與美國關係的通道,以至他急切地問毛澤東主席是否有信帶給美國總統,結果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並說時機還未成熟。但斯諾得到了中國的官方聲明,中國將不會捲入越南戰爭,中國方面希望以政治手段解決越南問題,也希望美國國務卿臘斯克承諾的不將戰爭硝煙擴展到北部越南,更希望駐越南的美國軍隊迅速能夠撤離。

  與1960年不同,毛澤東這次允許公開發表談話,並告訴斯諾,他們的談話有錄音。斯諾驚喜不已,立即把它帶向世界各地。除美國以外,世界各大報紙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談話的主要內容。美國方面的報刊則羞羞答答地作了觀點摘錄。《華盛頓郵報》以「兩個老朋友之間的談心」為題,加以改寫,其他報紙則篡改一些內容,違背原文意圖。德國《明星》報則抱怨消息晚於法國《新直言》。

  斯諾似乎重現了30年代的情景,他的中國之行所作報道又風行於世,世界又開始關注中國了,斯諾也老當益壯。他準備集中精力寫出報道,擬名為《原子彈爆炸後的中國》,並剪輯一部記錄影片《人類的四分之一》。然而創作進展很不順利,麥克米蘭公司要求斯諾寫一本關於中國問題的權威性的巨著,而斯諾只打算寫一本小冊子。記錄片的製作雖得到克倫威爾·克拉克的大力資助,卻在技術處理上很不理想,干擾電波的噪音較多。

  1966年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到1969年達到高潮頂峰。與此同時,美國在越南卻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在美國,許多人認為中越之間有某種特殊聯繫,從而使中美關係更難以緩和對立局面。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了,中國方面的混亂的局面使人難以看清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美國方面遭到越南方面的強烈反抗而無法脫身,美國國內反戰情緒也空前高漲,白宮政府在插手亞洲事務上再次難堪。

  斯諾能做的事相當有限了,向美國方面提出批評、指責而又無可奈何。當他聽說在「文革」中,他也被扣上外國間諜的帽子,他很生氣,但他只是通過愛潑斯坦表明自己曾「是一個誠實的獨立的新聞記者在探求真理」。而且「我不是那種隨著風向標,見風使舵,輕易改變自己政治觀點的那種作家」。

  儘管有某種誤解,斯諾仍去做自己認定的事:修訂再版了《紅星照耀中國》和《今日紅色中國》;在歐洲各地和日本東京放映他的《人類的四分之一》;發表講演,並被日本朝日出版社結集出版。他不斷地向世界介紹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文革」中的中國與世隔絕,沒有外國記者能訪問她,斯諾卻很想此時此刻能親眼目睹動亂中的中國。他寫信給艾黎:「正是這個時候,我應該呆在中國,因為瞭解它的過去的,一定會與現實聯繫來澄清目前廣為流行的對中國的種種誤傳。」他也向周恩來提出過這樣的想法,但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1967年斯諾再次來到香港,想在乘飛機去莫斯科途中在北京作短暫停留也未成功。

  美國人民為越戰而煩惱,而美國的好戰分子和戰爭煽動者卻使美國處於進退維谷之境。強權的美國希望從越戰中獲勝以此對中國施行高壓添加砝碼,可是美國的這著棋是愚蠢的。中國的「文革」在某種程度上是反修防修,是反對杜勒斯「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場思想運動。而美國最後不是「光榮」的撤退,而是可恥的失敗。斯諾由於其亞洲經歷,使他看得很清楚,他告誡美國,這場戰爭是不可能打贏的,「也許這是美國對亞洲心理認識上的一個極為深刻的錯誤。它看不到任何一個外國如果攻擊掠奪越南任何一塊土地,那只會使一個越南人公認的領袖把整個越南及其全體人民團結在一個共同的愛國主義事業上,以反擊人們看得非常清楚的惟一的外國侵略者」。可是好戰分子根本聽不進斯諾的話,只是在最後的事實面前,一部分美國人才承認斯諾是對的。在斯諾的日記中,他寫道:「越南問題日甚一日地窒息著我」,

  「人們都會為約翰遜總統以我們的名義在災難深重的越南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斯諾夫人洛伊絲也給報社寫信:「請繼續刊登這種照片(美國士兵殺人、扔屍的照片)吧!只要這種狂轟濫炸、肆意殺戮仍在進行,也讓我們繼續受辱吧!」為規勸和譴責美國的越戰行徑,斯諾夫婦豁出去了。

  2.飛燕銜泥報新春

  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就要到來,物極必反,這是自然規律。人類社會運動的客觀現象也如此,誰也阻擋不了。中美兩國在互相敵視、互不讓步中誰都沒有得到絲毫的好處,相反兩者都陷入了國內的動亂不定的混亂之中,在國際上兩者各自陷入被動之中。中蘇關係破裂後兵戎相見,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敵視的火花隨時會引爆。美蘇爭霸,「北約」與「華約」分庭抗禮,相持不下。美國人此時想起了斯諾曾說過的話,「中國不會依附於莫斯科」,斯諾是對的。在美蘇爭霸中,中國卻與蘇聯關係破裂,美國打「中國牌」可能有效。

  於是在1968年,美國時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美國人在越戰中的幻想破滅,進而引起了美國人普遍的反思,他們開始真正懷疑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11月,他們選舉了許諾結束越戰、拓展外交、外貿、發展美國經濟的理查德·尼克松為總統,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修訂本重版了。此書的發行比當初首版時還火爆。斯諾從中發現美國的政策在起變化,「這明顯的是由於那些開始探詢扔了這麼多炸彈究竟是為了誰的青年們,他們已開始進行政治上的考古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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