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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他保持著「眼見為實」和「刨根究底」的特點,他邊走邊看邊問,邊記邊想,不放過每一個細節。此時的中國正處於經濟嚴重困難中(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二年),糧食欠收,口糧短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饑荒。但斯諾發現與過去的薩拉齊這樣的大規模的饑饉、餓殍遍野現象不同,只是一些個體現象和小範圍的。為了說明問題,斯諾像科學家進行某種證明似的從實驗中找數據。為了弄清楚一隻土豆的營養成分,打電話到美國向朋友請教土豆的熱量是多少,以此來說明用土豆為主食的缺糧區群眾的生活狀況。他要否定美國方面有關中國饑餓慘狀的歪曲報道,以正視聽,所以土豆的含熱量是至關重要的事情了。

  撫今憶昔,滄海桑田,新舊中國形成了鮮明對照,斯諾百感交集。曾經那麼熟悉的中國,現在已變得十分生疏了,只有依稀可見的舊痕方可辨認了。鄉村變了,城市變了,一切都在飛速地發生變化。北京變得「比以前更清潔,更有秩序更有紀律」。在北京的監獄裡,以前關押的是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現在也變了,沒有了過去的擁擠、混亂,沒有粗暴、污穢;現在關押的是人民政權專政、改造的對象,有的是井然的秩序,清潔的牢房,必要的膳食。人道的境遇隨時可見,並非像美國所傳播的「血腥清洗」,「非人待遇」。

  西安變了,過去渭河兩岸散落的鄉村、小鎮,如今成為煙囪林立的工廠、四通八達的鐵路現代化工業區。昔日貧瘠荒蕪的陝北,在道路兩旁已栽滿了樹木;走進鄉村,「透過一個通向隔壁窯洞的門,我看見幾雙兒童雨鞋和一雙帆布球鞋……一隻柚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還放著一隻竹殼熱水瓶、一把茶壺和一些瓷碗。我驀地想到,在過去,這樣一些東西只能在一個地主的家中看到;我還記得,在那時,僅僅為這麼一隻熱水瓶,陝西的土匪也要來搶一下。」

  重慶變了,肮髒的街道變得整潔了,污穢而破爛、滑溜溜的石級已不再存在了,被更換一新,不必再擔心隨時會滑倒;轎子和人力車沒了,歌女舞女和像蒼蠅般的娼妓不見了;只見人們都在忙於生產、經營。雲南個舊錫礦那體無寸縷、骷髏般的童工不見了,礦工們有了勞動保護和安全設施;把鴉片汁塗抹在甘蔗上嚼食的孩子,現在口含糕點糖果。

  在上海,斯諾住進以前住過的旅館,與美國相比雖差些,但比舊上海的高級賓館卻舒適得多。他輾轉反側幾度不能入睡,現在的上海黃浦江上沒有遊弋「保衛僑民」與租界的軍艦,代之而起的是繁忙的運輸貨輪、客輪,笛聲回蕩。外灘公園裡不再是西方人的樂園,現在是中國人自己休閒、娛樂場所,頤養天年的老人在打太極拳,兒童們在這裡嬉笑追逐,一片祥和。過去,

  「上海——這個巨大的貧民窟,西方帝國主義者敲骨吸髓的地方,虛榮的社會,燈紅酒綠的生活,建立於饑餓之上的巨商;言語混雜的租界城市,標奇立異的刺激:俱往矣」!

  「再見吧,坐在避彈車內,腦滿腸肥,衣冠楚楚,對司機氣指頤使的中國達官貴人們;幫會歹徒,敲詐金錢的騙子,綁票勒索的專家們;門禁森嚴的外國人俱樂部,穿著白色晚禮服的紳士們、女士們……一切夜生活:鍍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廳,成千的舞女;數不清的鴉片煙館,無處不有的賭場;猜拳行令的喧叫聲,大廳內眩目的燈光,『麻將』的碰撞聲;在四川路酒吧間喝得酩酊大醉,在妓院裡進出的海員們;在花街中急急忙忙奔走的娼妓和鴇母……再見吧,黃浦江上的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白色巡邏艇,美其名曰:

  『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日本侵略者和他們的繼承人美國佬和國民黨。舊中國最醜惡的『東方巴黎』,統統都見鬼去吧」!

  斯諾如果沒有過去生活在中國的經歷是無法看到新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成就表現在哪裡的。正因為過去的經歷為他認識新中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才有了驚喜的發現,也只有他才能客觀地作出報道。儘管是在大災中,他參觀了上海市最貧困的地區,但他仍能通過比較得出正確的結論,「中國廣大貧苦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正如毛澤東主席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鏗鏘有力地宣告:人民一旦操縱政權,它將迅速蕩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醫治好戰爭創傷,建立起一個繁榮昌盛的嶄新的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就像一輪紅日從東方噴薄而出,陽光普照大地。斯諾發現:嫖娼賣淫、賭博、吸毒絕跡了;舊中國的一切陳規陋習改變了;男女真正平等了,婦女和男子一樣參加勞動和學習;包辦婚姻、一夫多妻、虐待婦女、童養媳被法律禁止,實行的是婚姻自主自由、一夫一妻制,取締童養媳,禁止毆打妻子,不准買賣兒童,不准虐待兒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相當發達的後期才實行的福利政策,在剛起步的社會主義中國就已實現(如教育、醫療衛生的普及)。

  他還看到共產黨黨內的整風運動,懲治腐敗分子,反對官僚主義,提倡政府官員的廉潔高效、克己奉公精神風貌。看到了翻身得解放成了國家主人的工人、農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熱情和積極主動性。群眾對共產黨的領導普遍地熱烈歡迎。在沒有民主傳統,經歷長期專制統治後的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有了民主權利,可以選舉地方官員,監督各級官員。這在中國是新鮮事,是社會的進步。

  來中國之前,斯諾說過:「一個民族的性格遠比它的政治更為重要。」訪問中國後,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長征將是特殊的中國式的」。「必須看到今日的中國,是一個從古代跋涉而來的偉大人民所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轉折點」。共產黨政權是穩定的,困難是暫時的,中國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會建設好這個東方大國。

  3.倒春寒潮

  斯諾在中國一直呆到1960年11月15日。10月12日,在毛澤東住處,斯諾與毛澤東進行了交談,毛澤東請來了路易·艾黎和馬海德。開始毛澤東主席還不知道斯諾與海倫已離婚,並且以為斯諾的女兒西安是海倫在中國所生。在會談中,斯諾發現毛澤東的生活仍很簡樸,保持著簡單的飲食習慣;他的身體狀況較好,雖已不能騎馬,但仍能長距離游泳,並不像美國方面所宣傳的說他中風了,一隻手已不能動彈等。毛澤東主席向斯諾介紹了中國的國內情況,承認了中國還很窮,離現代化的距離還較大。談到了大躍進的得失,中國人民要迅速發展的願望與現實條件的落後之間的矛盾等。在談到對外政策時,毛澤東說:「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斯諾是毛澤東在1949年後會見的第一個美國記者,毛澤東主席要求斯諾不要發表這次談話的全部內容,但可以引用一些觀點。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周恩來給斯諾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態度:中美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是和平談判而不是武力威脅下的談判,一個重要條件是美國從臺灣撤軍。他暗示美國不能搞兩個中國,美國撤軍的時間和步驟可以具體討論。至於中蘇關係,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作協議,周認為蘇聯專家遲早是要回國的,分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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