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37)_學達書庫

三七

　　斯諾的文章不僅很難發表，就連早年寫的風靡世界的《西行漫記》也被從書架上拿了下來，甚至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圖書架上也見不到。1953年初，麥卡錫分子到歐洲調查，由美國政府贊助的圖書館中有關共產主義或親共的書籍都被撤了下來。那些外交官們怕受牽連，甚至燒毀此類書籍。

　　斯諾雖然沒有受到美國國會的直接指控或傳訊，但他的名字卻被經常提到，在許多事件上受到牽連。在約翰·戴維斯的案件中，因有1949年戴維斯曾建議中央情報局利用與中共有過聯繫的記者、學者去中國，讓他們為美國提供情報，計劃雖未能實施，後來這些人卻成了調查對象。戴維斯由此受到多次「忠誠」調查，斯諾就是其計劃中的人員之一。為此，斯諾公開聲明：

　　「沒有任何證據說我是共產黨員或親共產黨。」但在聲明發表於《紐約時報》後，他卻被認為是「共產黨員和自由主義者的混合體」。

　　在「是誰丟掉中國」這一問題上，當時政府方面認為是斯諾的錯誤導向造成的。斯諾針對美國出現的「中共只是農村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種種誤傳是由他而引起的，作出多次解釋。他一直認為中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錯就錯在美國人的一知半解，卻又聽不進自己的意見。

　　在保守的反動刊物上，一些人多次攻擊斯諾和《星期六晚郵報》，認為「一篇《晚郵報》登載的親共文章，其破壞作用遠遠超過《工人日報》（美共刊物）的十年報道宣傳」。全美製造商協會商人羅伯特·惠爾奇在《一個人的意見》雜誌上著文說：「過去20年中的《晚郵報》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發表過一系列關於中國的報道，而且是現在已臭名遠揚的斯諾寫的。這些報道起了清洗美國人思想的作用，使我們中間一些人受共產黨影響，將中國出賣給克里姆林宮的間諜人員。」

　　對斯諾的朋友、熟人來說，認識斯諾也成為不幸，他們都必須接受「忠誠」調查。調查提問包括「你熟悉埃德加·斯諾嗎？如果認識，敘述緣起、接觸次數和最近聯繫日期與場所。在多大程度上你曾對他可懷疑的親共產黨的同情和活動有過警覺性？假如有，你曾持怎樣的態度？」等等。擔任過駐尼泊爾經濟顧問的哈裡·派拉斯，曾任中國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也幫助過斯諾創辦《民主》雜誌。為此他必須經受「忠誠」調查，直到他講清與斯諾及與《民主》雜誌的關係為止，並肯定他與斯諾的觀點相反才算過關。

　　國務院情報官邁克·費希在「美聯社」工作過，是斯諾的老朋友，曾為中國戰區情報組負責人。在調查中，他只能說在30年代他很讚賞斯諾的記者才華，但不同意他在40年代對中共的評價，並作聲明：「作為斯諾的老朋友，現在的態度不一定有意回避他，但從大戰開始，我已回避和他談論有關政策問題。」

　　只有一位斯諾的老朋友是值得慶倖的，那就是曾在上海時與斯諾同住一個公寓，後任駐日大使並為斯諾舉行過婚禮的約翰·艾利遜，他未被麥卡錫分子發現而受到調查。

　　斯諾的妻子洛伊絲·惠勒在競選區教育委員會委員時，市行政區主席提出反對意見，告誡人們不要讓共產黨員的妻子當選委員。結果洛伊絲落選了。斯諾得知後火氣直冒，以至要請律師向法院起訴。不僅如此，洛伊絲的演藝生涯也受到威脅，電視網的黑名單上就有她的名字。

　　無端的責難，任意的中傷，曲意的攻擊，使斯諾的聲譽一落千丈。有關的流言蜚語傳到他的故鄉堪薩斯城，那些曾為他喝彩的人現在也來責難他。就是親弟兄也來信說：「在你的著作中從未批判過共產黨。」他的姐姐也遠離他。斯諾給哥哥回信說：「我痛心，因為我聽到自己的哥哥也像最壞的敵人那樣重複毫無根據的指責。」斯諾的生活變成了無休止的糾纏、回擊，他不得不為自己辯護。

　　斯諾猶如寒風中的勁草，獨傲雪霜。當美國當局責難時，他卻追述中美關係的起因，指出：那是美國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國民黨在中國打內戰，在中國內戰中丟失了美國強權主義的面子。況且「中國不是美國人『出賣』的，也根本不是美國人所能夠『出賣』的，中國從來不是我們可以出賣的貨物。在40年代中國並不屬我們，正像俄國今天不是屬我們一樣。中國革命不是在真空中與外界無關的情況下誕生的，但是它從頭至尾是中國歷史的產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現象的影響」。可悲的是美國人恰恰不願意聽取他的獨特的見解，不重視他的報道材料，美國政府把美國人民引入歧途。當時斯諾卻無力改變美國人的錯誤。

　　斯諾不畏艱險，不怕牽連，當老朋友歐文·拉提摩爾被列為出賣中國給莫斯科的名單首位而訴之法庭時，他趕赴華盛頓為拉提摩爾辯護、作證，使美國司法部花了三年時間指控未能成立而不了了之。當史沫特萊被指控為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時，斯諾幫助她隱居紐約，並為她寫文章辯護。1950年史沫特萊在前往中國途中病逝於英國後，他為她出版了遺著《偉大的道路》，並遵其遺囑，將其版稅交給了書中主人公——朱德總司令。

　　斯諾在美國備受精神折磨，為了擺脫困境，被迫背井離鄉，流落異國他鄉，1959年斯諾攜夫人和孩子遷居瑞士。雖然他一直保留美國國籍，可最終未能返回美國。後來他不得不賣掉在美國的房子，而在瑞士日內瓦湖畔的埃辛斯買了一所農舍加以改造，居住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第九章　逆風揚帆

　　1.再闖禁區

　　1958年，斯諾的《複始之旅》出版後，人們似乎對他的看法有些改變，斯諾也認為「浪費的10年」將要過去了。因為麥卡錫死了，「紅色恐怖機器上的活塞消失了」。斯諾曾說過：「在中國長期的居住使我擺脫了各種宗教和種族的偏見，或者可以說使我更多地成了一個推崇道教的人。」他相信「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否極泰來。翌年，凱裡·耶格給斯諾打來一個電話，想聘請他到其旅行學校——美國國際學院擔任社會學教授，這給斯諾帶來了一線轉機。斯諾與耶格簽訂了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聘用合同。他看中了這所空中旅行學校的旅行路線，它可以跨越太平洋到日本東京、香港、泰國曼、印度的新德裡、埃及的開羅、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瑞士的日內瓦、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等地。他想，旅行可能會使他重建海外關係，或許可以找到去中國的途徑。

　　他早就想到中國去搜集資料寫毛澤東的傳略等書，可一直未能成行。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人民也沒有忘記曾經幫助過中國的這位國際友人，1951年，中國政府向斯諾發出邀請。可斯諾堅持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願作為官方客人，讓中國政府解決路費。然而他此時在經濟上很拮据，又沒有任何一家西方國家的報刊敢於出資贊助一位被稱作「共產主義宣傳家」、「共產黨同情者」的記者去共產黨中國訪問。這樣擱置下來了。1952年，美國政府為了表示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對抗，國務卿杜勒斯下令禁止一切美國人去人民中國訪問，任何違反禁令者都將被沒收護照、罰款或監禁。中國方面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報復美國，不允許美國新聞記者來華。斯諾更加難以成行，最終斯諾只能以作家身份而非記者身份被准許簽證入境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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