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36)_學達書庫

三六

　　斯諾的熱情報道被潑上了一盆冷水，《晚報郵》編輯部將他的報道「潤色」了。《晚郵報》在發文時加上按語「甘地當然理解這種民主不像是克里姆林宮所控制的警察國家所建立的民主」，以示該報社已回到美國立場上，加入了東西方對立的西方反共政治同盟，而不為社會主義張目。斯諾這才發現《晚郵報》已徹底轉向反共了。編輯部未經作者同意強加並非作者的觀點，斯諾認為有損自己作為客觀報道記者的形象，不願意自己被別人認為是一個粗暴的反共記者；更不願誤導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人對蘇聯的敵視。他堅持「不能作為客觀報道的作家，不能從兩個方面尋找事實真相，而以敵視態度尋找對方問題以證明它是全部錯誤的」這種做法他做不到。斯諾感到無法與《晚郵報》勉強維持合作關係，難以接受《晚郵報》的這種做法。他不願意加入反共陣營，他要保持客觀的、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於是他再次向《晚郵報》提出辭去副主編職務的請求。

　　《晚郵報》主編海勃斯再次挽留了斯諾。海勃斯認為編輯們有權修改作者的文章，《晚郵報》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斯諾和本刊，不得已而為之。他希望斯諾回國以後再具體商談。斯諾得到海勃斯的答覆後，似乎理解海勃斯的隱衷。

　　斯諾對美國國內的反共運動和情緒如此激烈始料未及。他仍在為自己的觀點、立場作注釋，希望美國當局和美國人更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世界。他一如既往地認為共產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在全球不會只是一種模式，他把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作為一個有力的論據，說明蘇聯並不可怕，各國都有自己的民族獨立性。他又寫了一篇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認為中國雖然把蘇聯當盟友，但並不為蘇聯所左右。中國共產黨以民族解放和國家的社會改革而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亞洲政治變化、結束殖民統治的標誌。斯諾還認為蘇聯不允許其他較弱的國家走自己的路，共產黨將不是一種解放力量，不會再擴大它的勢力範圍。

　　《晚郵報》在刊登斯諾的這些觀點時，總是加上編後語，如：「本報不抱斯諾先生的期望，即中國共產黨置身于蘇聯集團之外。」從此以後，斯諾的文章很少在《晚郵報》上發表，從1950年至1951年1月，他投稿25篇，只有3篇被採用。編輯們給斯諾規定的寫作題材是回避社會政治，面向城市風貌和垃圾處理之類的。斯諾感到他的特長無法發揮，他感興趣和想寫的題材《晚郵報》不採用，與《晚郵報》已到了最後分手的時候。1951年2月，斯諾提出第三次辭職請求，最終得到批准。

　　《晚郵報》的編輯們改變不了斯諾的觀點和立場，也改變不了美國的政治氣候。而斯諾也不能改變它們。在《晚郵報》塔樓餐廳，斯諾和編輯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共進午餐，往日的寫作題材研究工作餐現成為告別宴。

　　從第一次投稿《晚郵報》獲得意外的收入而能維持「學術加新聞」的生活，到18年後辭去副主編職務，斯諾不僅失去了經濟上高報酬的收入，而且陷入了精神上的苦悶之中。斯諾的新聞記者生涯由此走上了一段漫長的荊棘之路。

　　4.艱難跋涉

　　由於有在中國的13年生活閱歷，有南亞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的前後見聞，有對戰火中和戰後蘇聯與東歐的觀察，對變化巨大的世界的認識與獨立思考，斯諾形成了自己不同於一般美國人的看問題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然而斯諾卻不是「天馬行空」的「無冕之王」，儘管他行蹤不定，周遊列國，美國卻給他一個無形的網。從他走出美國開始，聯邦調查局的檔案中就有關於他的記載材料。1941年，當斯諾回到美國後，聯邦調查局監視他與外界的交往，從中國寄來的共產黨的刊物受到他們的密切注視。到1944年，調查局也形成了有關斯諾的專題報告，呈送紐約當局。大戰後，美國特工人員監視斯諾的行動，美國當局把斯諾與斯特朗、史沫特萊並提。由此可見，標榜自由的美國也並不自由。

　　參戰前奉行孤立主義，堅持實用主義哲學的美國，在戰時仍有1/3的美國人不關心世界局勢的變化。當大戰結束時，他們忽然發現海外世界發生巨變，尤其是遠東和東歐的巨變，殖民地民族國家的獨立，打破了舊的國際秩序。這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於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美國人驚慌失措了。尤其是美國的政客們始料未及的是在大戰中惟一的共產黨國家蘇聯不僅沒被消滅，反而出現一批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更使他們瞠目結舌的是亞洲東部大國，他們耗費了巨大心血，現在也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在他們眼裡，這些反法西斯的有力的同盟者現在成了惡魔。他們要抑制這些國家，奪回失去的殖民地控制權，防範洪水般的共產主義運動。

　　美國的政客、官僚們如夢初醒般地問道：「是誰丟掉了中國？」他們認為是「共產主義『惡魔』」和所謂共產黨同情者或親共分子。斯諾自然也就被算在此列，他被當做危險分子而受到立案追查。

　　驚恐的美國政客們用奇怪的眼光看待每一個美國人。從公務員到科學家、教師、新聞記者、海員和一般雇員，都受到「非美委員會」的質詢，「莫須有」的罪名隨時降臨在某人頭上。受牽連者有的被迫從外交界提前退休或除名，有的洗碗工人因為其丈夫或家人受盤查而被解雇；一個建築公司的總經理因為訪問中國兩個月而被解職除名；記者有的因此失去工作被宣佈不受行業工會保護。「恐共症」的嚴重患者麥卡錫之流給50年代的美國人民套上了「緊箍咒」，也給斯諾帶來了不幸，同時還給與斯諾有聯繫的人也帶來不幸。凡是與斯諾相識或讀過其著作的人都受到「忠誠法」的審查；凡是讀過其關於共產黨人的書的人，就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同情分子；由於美國共產黨人讀過斯諾的書，那斯諾就是共產黨的同情者。此時，美國的政客們在邏輯上不知是混亂還是理論上的創新，也許又是實用主義哲學的妙用，需要即真理。

　　美國各刊物不再登載斯諾的文章，他的著作也無處出版。在整個50年代，斯諾只出版過兩本書。其中一本書是應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之約，受聘為副研究員後，1957年整理出版其未發表的有關中共的資料，以專題論文的方式作為研究之用，不對外發行，名為《紅色中國雜記，1936—1945》，是對《西行漫記》一書的補充。一本是自傳《複始之旅》或譯為《旅行于方生之地》，副標題為「對當代歷史的個人所見」。

　　該書的寫作從1951年開始，到1958年完成，內容主要是回憶1949年以前的生活旅程，為其前半生的漂泊的記者生活和報道作了一些注腳性的解釋，以表明心境。他沒有為自己作辯護，更多的是客觀地介紹當時的採訪情況，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美、中、蘇關係該如何等。蘭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發行該書時，前來祝賀的人寥寥無幾，只有出版公司的編輯和幾個新聞記者。有關的書評也不像過去那樣熱情，只是建議人們去讀此書。有的則批評該書不夠有趣，說斯諾已缺乏新聞記者的活力。

　　在50年代，斯諾為了生計，也偶然寫一些回憶性文章，還寫過短篇小說。在辭去《星期六晚郵報》的工作後還向它投過少量的文稿，1956年後一篇也未發表過。有關政治方面的評論也偶爾以「致編輯部的信」的方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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