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34)_學達書庫

三四

　　海倫對他們之間的離異則是這樣認為的：「直到1949年我們離婚為止，埃德和我之間有一個強大的電場。離婚是因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個篇章　，而他也確實另翻了一頁。我依然搞我的研究。」

　　經過法庭裁決，兩人解除夫妻關係，斯諾必須償付海倫一筆資金，而海倫則須歸還斯諾在採訪中留下來的有關的照片的底片和拍攝小電影的膠片等資料。離婚後，海倫一直過著獨身生活，她一直從事有關中國等問題的研究和寫作，由於多種原因，她寫作的17部書未能出版。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農舍裡，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由於她在30年代與斯諾一起在中國生活過，並宣傳過共產黨的革命運動，麥卡錫分子對她進行迫害，使她失去自由達23年之久。直到中美關係解凍後，海倫才得以自由活動，並且於1972年重返中國，著有《重返中國》一書。她對新中國的變化驚喜不已，在書中她生動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後的中國發生的巨變。她是繼斯諾之後首次向世界報道共產黨中國，而且是斯諾迫切希望見到但又未見到的情景——中美關係恢復後的中國。

　　斯諾在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巔峰時期與海倫離婚，而在世界風雲變幻莫測之際又與年輕而漂亮的演員洛伊絲·惠勒結婚了。那是1949年5月。由此，斯諾開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斯諾後來說：「我的妻子洛伊絲·惠勒設法將料理家務與打印我的大部分手稿結合起來，這並沒有導致離婚，因為她是一個特殊的天使。」斯諾在此對他的婚變又一次作了注腳。由此可見，斯諾需要的是賢妻良母式的伴侶。

　　斯諾與洛伊絲初次相識是在1946年春末。在一次由演員、美術家、作家聯合組織的為戰後蘇聯募捐救濟款的聯誼活動中（在曼哈頓舉辦的義演結束後的社交聚會上）認識的。洛伊絲是從美國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來到紐約「撞鴻運」的年輕演員。她曾在她弟弟的藏書中讀到過斯諾的《西行漫記》，這部傳奇般的史詩使她建立了對中國的興趣。從此也使她對此書的作者充滿仰慕之情。此後儘管她一直想成為一名百老匯的明星演員，但她對國際問題的興趣卻越來越濃厚。

　　社交聚會後，洛伊絲接受斯諾的邀請外出散步。此後，他們經常約會，逐步建立起感情，而且越來越投機。1947年，洛伊斯陪斯諾一起去瑞士旅行，在斯諾患腎炎病住院治療期間，洛伊絲一直陪伴左右，他們真正相愛了。

　　斯諾與海倫離婚後第九天就與洛伊絲舉行了婚禮。史沫特萊為他們舉行了簡單而不乏情趣的儀式，斯諾的哥哥霍德華前來祝賀並充當男儐相。斯諾暫借居史沫特萊的朋友的老式房子。

　　新的家庭生活開始了。1952年斯諾與洛伊絲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克裡斯托弗，後來又添了一個女兒西安（意即西部平安）。他們遷居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奈登渡口，一年後又遷至新澤西州。洛伊絲在與斯諾結婚以後仍參加電影拍攝工作，斯諾則繼續搞寫作。已過不惑之年的斯諾不再像以前那樣為採訪新聞而到處奔波了。相對來說，他有一個感到驕傲的家了，年輕而漂亮的洛伊絲精力充沛，她不僅有自己的職業而且操持著家務，還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孩子成為夫妻感情的潤滑劑和家庭溫暖的促進器。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使喜愛孩子的斯諾深感快樂，也忘卻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之苦。斯諾給哥哥的信中寫道：「從現在起，我開始有愉快的聖誕節了。」儘管在經濟上他們不寬裕，但在家庭生活上還是愉快的。斯諾仍為自由撰稿人，沒有固定收入來維持家庭所需，而洛伊絲的演出收入卻成為家庭開支的重要保證。

　　2.風雲突變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依」這句中國哲言，用在斯諾身上恰如其分。從《西行漫記》風行世界到第二次大戰硝煙彌漫和戰火過後的這十來年間，斯諾的事業如日中天，他成為世界著名的大記者。他的新聞報道和著作被世界各大新聞、出版機構爭相刊行，受到世人的讚譽和欽佩，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愛不釋手。他為此感到自豪。但也正因為如此，在世界風雲突變後陰霾密佈的年代裡，他卻為此飲下了苦酒。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發表的地方，原有的著作也被從書架上拿走了。他再也不能到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和採訪，被美國的所謂「奇異案件」所累，受到美國國會的「忠誠委員會」的審查，中央情報局對他暗地裡立案偵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來的反法西斯盟友變成了敵對者，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界線分明、森嚴壁壘。丘吉爾在一次演說中表白了這一點，他說：「鐵幕已經覆蓋歐洲大陸。」美蘇爭霸的端倪已出現，由軍事對壘而導致政治思想的激烈、根本的對立，各自築起了防線。在軍事上出現了「華約組織」和「北約組織」，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不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相互衝突與排斥、攻訐；「柏林牆」和「三八線」成為軍事的也是政治的分界線。美蘇政府各自都採取了抵制異端思想的措施。在美國，隨著大戰的勝利，一種傲視他國的心理和稱霸世界的野心悄然滋長。它把惟一能與之抗衡的蘇聯視為其實現霸主地位的根本障礙，把共產主義看作洪水猛獸。它不願意看到再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更不想讓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實現。於是，在美國出現了一場抵制和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運動。

　　鐵幕降下，冷戰時代開始了。美國眾議院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掀起了一場「忠誠調查運動」，對公務員中有同情共產主義傾向的人進行審查、清洗。美國共和黨人趁機發難，在競選中以敵視蘇聯為契機，以「要共和主義還是要共產主義」的論調大肆鼓吹共產主義的威脅。理查德·尼克松和威斯康星州議員麥卡錫以此掀起全美反共運動，杜魯門政府頒佈了「聯邦忠誠法」，設立「文官甄別委員會」。由此，在美國不斷出現所謂「奇異案」。凡是與蘇聯或中國共產黨有過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關係的美國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牽連、指控。斯諾也就難逃厄運了。

　　斯諾一如既往地想做他的「世界公民」，報道他想報道的事件，寫自己想寫的文章。他在中國的經歷和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眼觀察，使他感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後國家需要得到發達國家的幫助，哪怕社會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國家也應加強聯繫與合作。尤其像中國、印度、菲律賓這些遭受戰爭災難較深重的國家，在擺脫殖民統治後，在他們重建家園的過程中，更應得到號稱「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的國家的幫助。但是他太理想化、太天真了，他對他的「山姆大叔」缺乏真正的瞭解，缺乏新的認識，或者說過於相信自己能說服它了。「山姆大叔」已完全聽不進他的話，更不希望再看到他對共產黨蘇聯和中國的報道。當然他也感覺到「山姆大叔」的政策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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