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33)_學達書庫

三三

　　從大戰的爆發到大戰的結束，斯諾一直置身於舉世矚目的風暴地區的前沿，在變幻莫測的戰場上，留下扣人心弦的採訪足跡，寫出了大量的戰地報道和評論文章。非凡的經歷給了斯諾非凡的判斷力。他的報道不僅僅限於新聞描述，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洞察力的評論與驚人的準確預測，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他的報道和著作中具有報告文學的顯著特色，有旅途遭遇、採訪經歷、現場描述、歷史背景回顧、局勢發展綜述、力量對比分析，既具新聞時效性、客觀真實性，更具有分析的準確性和導向性，突破區域性而具全球性。他的文章和著作使世界各地讀者既瞭解自身又瞭解世界，從中可一覽國際局勢。他謳歌正義、鞭撻邪惡，頌揚光明、貶斥黑暗，呼籲和平、反對侵略。

　　他在報道時注重事件的來龍去脈，注意學習和瞭解該國家地區的歷史、語言和思維特點，因而別具風采，更具生命力。

　　在追尋大戰風雲中，斯諾又完成了兩部力作《人民在我們一邊》和《蘇聯政權力量的格局》（亦譯作《蘇維埃力量的格局》）。《人民在我們一邊》敘述了他在印度、中國、蘇聯等地的見聞，主要是介紹蘇聯人民反法西斯德國的艱苦鬥爭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輝煌勝利，也談到印度和中國的反日鬥爭及各政治勢力的主張。此書的中心思想是要告訴人們，印、中、蘇等國的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進步事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在美國的銷路較好，成為每月圖書俱樂部的暢銷書，並被印發到軍隊官兵手中。

　　獲得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西行漫記》。《蘇維埃力量的格局》完成於1945年，書中用絕大部分篇幅介紹蘇聯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實況。同時，斯諾也解釋了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蘇聯紅軍解放東歐後，蘇聯對東歐各國的政策及其影響。他分析了東歐各國與蘇聯的利益關係，指出它們將在政治上結成同盟，但它們之間又有各自的民族利益。意在說明從德國侵略下解放了的東歐各國既是蘇聯的同盟者，但又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同一體，它們有各自的獨立性。

　　在此書中也有一章叫「兩個中國」，具體地將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對比，他揭示了中國政治舞臺上這兩黨的政策主張將給中國人民帶來兩種命運和前途，中國人民將面臨著命運和前途的抉擇。他密切地關注著中國的發展變化，甚為中國的戰後形勢擔憂。

　　斯諾善於在對比分析與回顧中預測時局的發展。他在跟羅斯福總統談話時提到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本身的和國外勢力的介入，將有可能再度陷入內戰。通過對蘇聯戰場和東歐的觀察，他認為東歐的發展趨勢將深受蘇聯的影響，蘇聯在對德戰爭勝利後將轉而對日作戰。

　　斯諾走遍世界，同情革命，支持正義，站在公正立場上說話。所以他的新聞分析往往政治色彩較濃。當時，一些英美人士責備中國抗日不力，斯諾則毫不客氣地說：「正是中國在那些英雄的年代裡曾經單獨進行抗戰，可以說在這次大戰中獨一無二地那樣孤立無援地作戰！從1937年到1940年底，中國不但得不到聯合國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敵人還能從美國、大英帝國和軸心國得到它能夠用錢買來的一切援助。要是中國那時接受日本誘人的和平合作建議，轉而反對我們的話，誰責備它呢？而如果中國那樣做了，遠東的局面今天會是多麼不同呀！」美國人和英國人「不應該忘記我們對中國人民欠了多少債」。

　　在評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時，他說：「在十年內戰期間，俄國和共產國際給她的物資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中共成了馬克思主義帶有中國特色的產物，牢牢地紮根在中國『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問題之中。」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給中國的援助是給他們以為有力量的國民黨政府。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僅僅是共產國際中的支部之間的關係，中共對蘇聯保持很強的獨立性。

　　在美國人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問題上，斯諾說他們「對中國缺乏背景知識」，他向美國人闡述了國共兩黨對孫中山的擁護和對三民主義的不同理解及在兩黨的執行過程中的不同結果。中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評論中國的兩個戰場時，有人貶低敵後遊擊戰爭，斯諾則指出：「這種批評往往是由於對情況不瞭解」，「鑒於他們動員了幾百萬人，似乎他們的戰鬥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國政府那樣接受盟國重要援助卻躲在安全的基地裡無所作為的軍隊對比起來，他們的戰績是很可觀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叫囂抵制所謂的蘇聯威脅之時，斯諾同樣以大量的事實說明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人民在戰後迫切需要和平，他們要重建家園，並未給西方國家造成安全威脅，他力主美國同蘇聯和平共處。於是，斯諾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專題著作《斯大林需要和平》。

　　這個來自西方世界的美國記者，不僅僅是一位記者了，他已成為國際事務的觀察家、評論分析家和活動家了。同時又是解說員，他為坐井觀天、自以為是的美國人解說天下大事，教他們懂得別國人民的思想感情，理解別國人民的要求。斯諾為世界人民瞭解世界作出了卓越貢獻。這個「世界公民」與他的「山姆大叔」的觀點越來越不一致了，距離越拉越大，悲劇的序幕也就開始了。

　　第八章　風雨兼程

　　1.婚戀變奏曲

　　1949年4月，斯諾的第一次婚姻破裂，與海倫離婚了。這對曾比翼雙飛、並肩戰鬥生活17年的伴侶的離異，使許多友人為之惋惜。在斯諾極度苦悶時，海倫來到他身邊，她給他柔情、關懷，重新煥發了他對生活的熱情。在異國他鄉，他們有過共同的事業，從事中國新文學的翻譯，介入中國革命運動，相繼闖入「紅色中國」，發起「工合」運動。斯諾在事業上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貢獻。他們相濡以沫，互相關心，相互支持，也有摩擦。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兩人的分手，說不清也道不明。

　　斯諾對海倫的評價是：「她是一位極不尋常的女人，她時常折磨我，又經常給我以啟發。她充滿活力、創造力，是一位忠誠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侶，又是我的批評家。」是的，在斯諾寫作《西行漫記》的過程中，海倫堅持把毛澤東的個人生活經歷全部保留，確實使該書豐滿而具說服力。而且海倫步斯諾後塵，獨身闖入「紅色中國」，也為斯諾的作品補充了一些新的翔實的材料，使有關「紅色中國」的報道更為全面、更加準確。《續西行漫記》使「紅色中國」的報道趨於完整。

　　他們結婚後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只及一半。戰爭環境，記者的流動生涯，使他倆在時間與空間上拉開了距離，使他們之間原已存在的某些不協調加劇了。如兩人在性格上的不同，斯諾好靜而不善言論；海倫更多地表現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好勝心強而愛爭論，甚至喜歡嘮叨，有時使斯諾感到無奈，在爭論中往往是斯諾先退出「戰場」。恐怕主要的是他們之間缺乏更多的情感交流，裂痕隨著相隔的時間延長而加大。斯諾回憶道：「如果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在一個做丈夫的情感之中，我這十年間所幹的事業就不會如此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本不應該這樣急地再次出國，不應該在國外呆這麼長的時間，以至於使我第二次『失掉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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