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28)_學達書庫

二八

　　經過「工合」組織的努力，斯諾夫婦的廣為宣傳，海內外廣大愛國同胞的踴躍捐款，積極支持「工合」運動；一些國際友好人士的慷慨解囊，也為「工合」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幾百萬美元；1940年，美國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也予以支持，還在美國組織了「工合」美國委員會分會。

　　在中國未淪陷區的遊擊根據地和大後方，「工合」獲得了驚人的發展。到1940年10月，在中國的16個省區建立了2300多個小工廠、工場和礦場，其中有制糖、印刷、煉油、化工、麵粉、玻璃、電器、藥品、被服、槍械、彈藥等小工廠，有鐵礦、煤礦等礦物的開採場。它們在沿海大工業陷於癱瘓、被敵人攫取的情況下，有力地支援了中國軍民的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是戰士，也是記者

　　當斯諾為「工合」運動奔走，支持中國抗戰的經濟建設時，他是一個自覺的反法西斯戰士。他不顧敵人的威脅、恫嚇，冒著生命危險，投身於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之中。正如斯諾夫人海倫說的，「我們是以個人身份協助中國打一場反法西斯的戰爭」。同時，斯諾仍是一名戰地記者。從前線到後方，他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黃河之濱，目擊和報道了抗日戰場的主要戰役和戰鬥的情景，介紹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實際鬥爭。他在菲律賓的碧瑤寫出了《為亞洲而戰》的長篇報道，記述了中國軍民從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到1940年的百團大戰期間的戰地見聞。其中包括第二十九路軍的華北抗戰、上海會戰、南京大屠殺、武漢與廣州的淪陷，日軍轟炸重慶；正面戰場的潰退、敵後戰場的開闢和抗戰力量的發展；介紹了「工合」運動的緣起和發展；重返蘇區的印象等。

　　斯諾又作了歷史性預言：「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正在輸掉每一個戰役，然而中國是處在得勝的一邊，民主、自由的中國必勝。」這表明了斯諾對中國抗戰的觀察比一般的西方人士（包括駐華外交使館人員、軍事觀察員和記者）要深邃得多。他相信中國人民最終能夠戰勝侵略者。

　　1939年9月中旬，斯諾重訪陝北，再次向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戰場的政治、經濟建設狀況，軍事上的抗日遊擊戰爭的威力；也重申了紅色的希望。他發現在蘇區，儘管有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但物質條件有所改善。毛澤東住上了三間窯洞，比在保安時寬敞多了，還多了一點簡樸的屋內裝飾。蘇區的農業也有了發展，做到了食品自給；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衛生條件也有了明顯的改進。

　　他不僅觀察到統一戰線中的國共摩擦，也認識到抗戰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問題。他進一步解釋了蘇區的對內、對外政策。尤其是與毛澤東的談話，毛澤東對時局分析的精闢見解，關於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勢和中國抗日遊擊戰爭的理論令斯諾折服。毛澤東預見了日本不會參加歐洲的戰爭，儘管有三軸心國的協定；而美國將會參加對日作戰，英法將以犧牲中國利益綏靖日本，搞「東方慕尼黑」；蘇日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些觀點在一般人看來，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後來都成為了事實。

　　在重慶斯諾聽到的國民黨方面對此所作的分析，則恰恰相反。蔣介石委員長在談話中認為，歐洲戰爭不會影響英國的對華政策的改變，張伯倫會把中國看作英國在遠東的安全堡壘。所以，當毛澤東的觀點傳到重慶時，引起了重慶各界的轟動。事實是1940年7月，英國對華政策違背了在日內瓦作出的「不採取削弱中國抗戰力量之行動」的莊嚴諾言，封鎖了中國惟一的對外通道——滇緬公路。後來蔣介石只能大罵「娘希匹」，英國人不是東西，背信棄義。

　　在討論德、蘇關係問題時，毛澤東認為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因其他帝國主義旨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蘇聯採取的自衛防範措施。而對波蘭，蘇、德各占一部分，斯諾認為兩者沒有什麼區別，毛澤東卻認為有區別，德國是侵略，蘇聯是為了反侵略，擴大前沿陣地。

　　在對中國國內形勢的分析上，毛澤東曾在1936年說過：「到了戰爭的某個時期，國民黨的一部分人會賣國投降，成為日本的傀儡。」這曾引起國民黨的不滿，但汪精衛集團公開叛國投敵的事實卻使國民黨十分難堪。毛澤東的預言被印證了。斯諾認為毛澤東「熟練地運用著辯證法」，「有活潑的想像力」。毛澤東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極少正面攻擊對手，他這裡攻一下，那裡攻一下，迂回包抄對方的立論，一個一個地駁倒對方的辯護詞，直到把對方完全困住，最後用一句妙語或者有力的邏輯把對方打垮」。

　　斯諾還認為，毛澤東預言「戰爭將是長期而艱巨的」，這個論斷，「大概是歷史上鮮見的事例。一個主張武裝鬥爭的領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隨者許諾迅速和容易的勝利。但是他的這種坦率交底，防止了人們在幻想破滅時產生失敗主義的情緒」。「從而幫助全國人民建立起更為耐久的信心」。

　　4.別了，中國！

　　斯諾為了尋找「東方魅力」來到中國，從此真正被迷住了，一住就是13年。沒想到當他深深愛上中國，並把中國的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為之悲、為之喜，為之傾注心血的時候，卻被執政的國民黨下令取消了在中國的記者特許證。由此而離開了心愛的中國。

　　斯諾一直關注和支持中國的抗戰，關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部團結。當他瞭解到國共摩擦的事實後，他有些懊喪。為此，他著文《中國的靠不住的團結》。對中國的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進行了強烈的對比，他認為「國民政府仍然是獨裁性質」，在共產黨區域內則是「新的民主政權」。他批評其他觀察家，認為「一些一廂情願的外國觀察家，對實際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對共產黨進行的戰時『民主實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們一定要使自己相信：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斯諾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人重新解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宣傳他們的政策與主張，詳盡地報道中國軍民的抗戰情形。他也想盡可能去說服美國當局介入遠東，援助中國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還是認為中國沒有外國的援助是不能收復失地的。但他又認為「死亡之穀將出現大於侵略者的偉大力量」。

　　1939年9月，斯諾訪問延安後五年內再也沒有一個西方記者或觀察家進入過蘇區。斯諾第一次體驗到國民黨在抗戰中搞封鎖的嚴重性。他擔心中國的「戰爭中的戰爭」會使中國抗戰力量遭到削弱。對於國共摩擦，國內外記者是被禁止報道的。但到1941年1月，斯諾偏要闖一闖這個禁區。他向世界報道了「皖南事變」的真相。

　　他從新四軍後方聯絡人廖承志那裡得知事件的詳情。國民黨命令新四軍北移，過長江到敵佔區的安徽省去。新四軍及延安方面屢次抗議無效，最後同意過江，按國民黨方面指定的行軍路線前進。這支隊伍中武裝人員甚少，多為非武裝人員的新四軍軍部後勤人員、教師、學生、護士、工匠、傷病員。當他們進入茂林地區的峽谷時，遭到隱蔽在附近山頭上8倍於新四軍的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新四軍死傷4000餘人，倖免於難者甚少，葉挺軍長被逮捕，斯諾所喜愛的項英副軍長則被殺害了。這使斯諾很傷心，他曾計劃去採訪他們，還準備和其他「工合」國際委員會成員一起去新四軍那裡視察，沒想到「工合」訓練的大批徒工，開辦的幾個工場，此時此刻都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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