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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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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氣憤至極,不顧重慶方面的禁令,毅然通過香港向海外發出幾則電訊,公開報道國民黨封鎖新聞、封鎖抗日遊擊隊的真相。重慶方面矢口否認發生了任何事件,但另一方面卻暗地裡對在重慶的外國記者進行盤查。華盛頓和倫敦方面則要求其使節立刻作出報告。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則堅持要求刊登斯諾的報道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顯著位置登載他的談話,胡適硬說斯諾的報道純屬捏造,還要求報社編輯公開道歉。結果遭到報社的拒絕,尤其是當消息得到證實後,報社還刊登了支持斯諾的社論。 英國駐重慶外交官證實事件的真實性後,向倫敦報告了中國的「戰爭中的戰爭」的事實,而且報告了重慶方面正準備大舉進攻延安的消息。重慶政府此時才被迫承認發生了事變,但詭稱是新四軍首先襲擊了國軍而引起的。駐重慶的西方記者紛紛抗議重慶方面的新聞封鎖。重慶政府狼狽不堪。華盛頓則由此停止了關於向中國提供貸款的談判。美財政部暗示,如果中國內戰重開,重慶將得不到美援。重慶方面未能用紙包住火,被斯諾把「天窗」捅開了,被迫承認了事實。重慶政府迫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不再明目張膽地進行「戰爭中的戰爭」了。但它為此惱羞成怒,積恨於斯諾,下令取消了斯諾在中國的記者採訪權。 《倫敦每日先驅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支持了斯諾,派給他一項新的任務:離開中國,到泰國、緬甸、印度去採訪。開始,斯諾決定接受任務,準備由此而取道歐洲回美國,2月份到新加坡的飛機票也預訂好了。但在臨行前他突然宣佈取消原定計劃,改乘香港至洛杉磯的飛機直接回國。 斯諾懷著憤懣和思鄉的複雜心情登上返鄉的航班。長時間生活在異國他鄉,夫妻兩地分居幾年,也該回去看一看了。尤其是較長時間的東奔西跑,給婚姻感情蒙上了陰影。所以斯諾想,如果此時立即回到妻子身邊,「愛情和信任的舊根子或許在本國土地上能經過培育而復活」。 在飛機上,他倚著舷窗,噙著淚水,俯視著中國的大地,思緒萬千。來時原訂只在中國呆六個星期,沒想到竟呆了13年之久。從一個尋找「東方魅力」,到中國去「撞大運」的青年,已變成一個成熟、老練、深邃的記者,一個東方問題的專家和權威。 他望著中國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宋慶齡在最後一次會晤他時說的話:「我們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國是不會幸福的。你是屬中國的。」他既害怕又希望她所說的也許是對的。「亞洲確實真像我的家了,美國卻是極大的未知數。此刻我的軀體和精神好像是呈分裂狀態,我的心留在了中國,身體卻離開了」。 「我將依舊支持中國的事業,中國的事業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義的一邊。凡是有助於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的措施我都支持,因為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自立。對於不顧窮人餓死而繼續大擺筵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對給予無限制的施捨,這只能助長權貴的專橫並延長不可避免的報應的痛苦。但我將永遠不再想像我個人能對中國起什麼作用,我不過是歷史滄海上漂浮著的一粒粟子,這歷史有它自己發展的邏輯,我既沒有力量去改變它,也沒有資格去評判它」。這是斯諾思想上的小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對政府的評判,對自我的估價,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再認識。 同時斯諾也流露出對中國的留戀,對美國的生疏之感和對未來的惆悵。他說:「我的一部分屬中國,將永遠留在中國的褐色群山和碧綠的梯田之間——屬那晨霧中朦朧可見的像孤島似的廟宇,那些曾經信任過我和愛過我的中華兒女,那些曾經供我食宿的一貧如洗卻怡然自樂的文明的農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襤褸、兩眼亮晶的孩子,那些我所認識的地位相等的好友,那些沒有軍餉、饑餓的農民士兵,他們的不可思議的自我犧牲精神……」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這些人相識,曾在失敗時和他們一起輾轉大陸各地,和他們一起傷心流淚,並至今和他們具有共同的信仰」。但他又認為自己不可能真正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自己是一個「流落異國的伊實瑪利《舊約聖經》中的悲劇式人物)」。 對於未來,斯諾並不是充滿信心,「我完全沉浸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悲哀、孤獨和厭世的情緒之中。當我離美國越來越近的時候,我就後悔自己的不顧將來了」。他想宋慶齡的話可能是對的,他還要回到中國去。 「再見了,中國,有一天,我還要回來的。」 第七章 追尋大戰風雲 1.與「山姆大叔」相聚 1928年帶著800美元闖世界的小夥子,13年之後重返故鄉時,所有的積蓄也只不過2000美元,並沒有像他當年想像的在30歲前發筆大財。此時的斯諾已36歲。他感歎道:「貧窮是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的。在西方勢力殘存的東方,沒有哪一個白人是真正貧窮的。但是在美國,一個人是否成功是由他所擁有的美元數字來決定的……我把自己的積蓄先後花在了『戰時工作』和一本不賺錢的書以及維持兩地分居的家庭生活上。我甚至比初到上海時更窮了,而我在中國賴以生活的『價值』是無法折合成黃金的。我到底帶回家一些什麼呢?出來這麼多年,我沒有任何榮譽可以顯示,只有一副被瘧疾、痢疾和腎炎傷害過的病體。」 在物質財富方面,斯諾確實沒什麼炫耀的,但在精神財富方面,他是其他美國人無與倫比的富有者。他的獨特的經歷、見解,洞悉世界的觀察力,使他成為大名鼎鼎的風雲人物。在舊金山、好萊塢、費城等地,斯諾普遍受到歡迎,名流們紛紛來訪。他和妻子參加各種集會,發表演講,放映電影,談論亞洲局勢。 遊蕩不定、沒有規律的記者生活,加上不會照顧自己,使斯諾染上了多種疾病,身心困頓不堪。從中國戰區退出來,正好有利於休養身體,他和海倫來到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大牧場休整了一個多月。每天進行有規律的生活,起床、吃飯、騎馬、睡覺,斯諾的體力和精神迅速得到恢復,又成了一個身心健康的人了。 斯諾回到闊別多年的堪薩斯城,親友們為他設宴接風洗塵。《星期六文學評論》刊登了斯諾的大幅照片,許多刊物要求斯諾撰稿。老關係戶《星期六晚郵報》的編輯們要求會見斯諾。老朋友格裡漢姆、湯尼、史密斯等前來看望他;久別重逢,敘舊情,談經歷,感慨萬千。這一切使「萎靡和倦怠」的斯諾精神振奮起來了。 浪跡異國他鄉的遊子,增添了關於東方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了世界觀念。他深深為東方世界所吸引,即使回到故土仍心系遠東。然而闊別多年的故鄉卻變得使他感到陌生,美國對他的遠東及世界觀點不以為然。在關島、中途島、夏威夷,從美國西部到東部,他詢問有關戰爭的軍事準備情況,也向他的同胞們報告他的遠東見聞。結果,斯諾發現他的遠東經歷對他的同胞來說,有點像敘述「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連同他的新聞報道也並未深入這塊土地,他們只是好奇罷了。他們在物質高度豐富的美國悠閒自得,滿足於目前的生活現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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