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27)_學達書庫

二七

　　「在中國的山巒、平原、河谷之間，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規軍隊，而且是由千百萬男女老幼，由整個民族所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們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們是一支為自己國恨家仇、為自由、為將來而戰的十字軍。」他為中國人民的英勇自衛歡呼，也為中國抗戰面臨的困境而分擔憂患。日軍大規模的不宣而戰的進攻，使倉促應戰的中國政府處處被動，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支撐戰爭的經濟方面也是如此。近代工業生產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國工業的70％，由於沒來得及全部遷往內地，損失慘重，毀於炮火或為日軍佔有。而內遷的企業在組織生產上又遇到困難，軍用與民用物品將面臨巨大困難。

　　上海戰事結束前，宋子文對斯諾說：「我們需要在中國內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基礎，中國迫切需要一種不同類型的貿易格局。」中國確實需要戰時經濟為後盾。沒有充足的工業補給線，軍事裝備從哪裡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從何處獲得最起碼的供給？由於日本的封鎖，外國商品又進不來，中國經濟市場上出現了真空，由誰來用什麼填補這個真空？英美各國勢力從這裡退縮了，他們不願意得罪於日本，那更談不上獲得他們的援助了。

　　凡是同情中國抗戰的外國人都遭到日本特務的跟蹤、威脅，甚至扔炸彈，斯諾也上了他們的黑名單。但斯諾沒有被嚇倒，他站在中國人民一邊。他與路易·艾黎、海倫一起在想辦法支援中國的抗戰。他們分析中國的時局，決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組織小工業作坊生產，以幫助中國恢復發展工業品的生產，以援助中國抗戰。

　　1938年春，「中國工業合作促進會」計劃草案在上海錦江飯店（原名麥赫斯托公寓）裡誕生了。海倫說：「必須有一些能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你們應該動手發起一個建立這類合作社的運動，給人們一個機會自救和救亡。」艾黎曾寫過許多有關內地搞工業的可能性的調查材料。斯諾曾與他第一次相識在去薩拉齊的火車上，此時他把調查情況與在非敵佔區建立小工業合作社運動的設想聯繫起來考慮，當即起草方案，打印後送交斯諾，與斯諾一起討論修改。之後在《密勒氏評論報》印刷成小冊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發。

　　「工合」的宗旨就是：通過建立戰時工業生產合作社，組織難民自救，動員失業勞工，開發後方資源，生產軍用、民用產品，粉碎日寇封鎖，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他們的計劃最早得到了宋慶齡和愛國銀行家徐新六的支持，他們分任名譽主席和主席，艾黎為執行秘書，進行具體指導；斯諾和海倫擔任宣傳工作，負責籌資。斯諾立即開展了工作，第一個鼓動對象是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斯諾與英國大使館的年輕秘書約翰·亞歷山大有交往，所以斯諾請他幫助疏通關係，遊說了克拉克·卡爾。這個外交官曾公開表示反對德國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日本軍國主義。卡爾與斯諾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嗯，年輕人，上次我見到你時，你是一位新聞記者，現在聽說你成了工業家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斯諾遞給大使一份「工合」計劃。

　　大使看完計劃後認為，沒有廠房、機器、設備，更沒有資金，中國工人又在逃難，怎樣才能實現這個計劃呢？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將會支持這個計劃嗎？又由誰來管理和指導？斯諾對大使的提問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訴大使，資金可以籌措，沒有機器設備，可以先是手工工場式的生產，指導人由在上海做過工廠視察員的路易·艾黎擔任；至於共產黨方面，宋慶齡是我們的保證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訪延安，尋求毛澤東的支持。現在就是國民黨政府方面，得請大使先生幫忙了。

　　克拉克·卡爾成功地把這份計劃和想法介紹給中國政府領導人，特別是宋美齡和顧問端納。國民政府最後批准了這個計劃。艾黎立即動身去武漢實施「工合」計劃，斯諾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敘述了「工合」的宗旨，並附上「工合」憲章　。斯諾建議蘇區的生產合作社也加入到「工合」運動中來，以便更好地體現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斯諾的信引起了中共的積極響應，1939年，邊區政府召開了生產合作社代表大會，與會代表一致贊成將邊區生產合作社納入「工合」憲章　。

　　「工合」建立起來了，但一些自以為瞭解中國的「老中國通」們卻認為「工合」不會有效果，因為「中國人太自私，他們會分光合作社的捐款和家當；難民們根本沒力氣工作，他們更喜歡難民營的棚和粥了」。斯諾夫婦不顧冷嘲熱諷，辛勤奔波。他們跑到香港，籌建了一個「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由陳翰笙博士任秘書。該委員會的任務是籌措資金，匯向大陸。宋慶齡則通過其弟宋子文籌措到了在華南地區開展工作所需的資金。

　　國民政府在批准計劃時承諾給路易·艾黎提供管理資金和貸款。財政部長孔祥熙給了最初的一點錢後就停止履行諾言了，使得艾黎及其他工作人員的生活費都成問題了。艾黎和斯諾只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來敷衍局面。

　　在武漢的艾黎感到無以為繼，急電斯諾從香港想辦法解燃眉之急。宋慶齡與斯諾商量後，決定讓斯諾乘飛機去武漢瞭解情況。正準備上機，卻被一位要員佔據了座位，斯諾只得坐另一個航班。幸運得很，前一個班機被日軍擊落，機上人員無一生還，斯諾被擠下來卻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在武漢，斯諾又一次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和博古，還有新四軍軍長項英。他瞭解到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摩擦和敵後抗戰中的困難，瞭解到共產黨對「工合」的真誠歡迎。這與國民黨政府的無所作為相比要好得多，這使斯諾感到寬慰。

　　武漢淪陷，國民黨在重慶建立陪都，「工合」組織也隨之西遷。接計劃規定，斯諾到內地視察「工合」運動，他還要為寫一部關於中國的新書去搜集材料。在重慶，斯諾並不愉快。一是在安全上得不到保障。日本飛機不斷地對重慶實行轟炸，防空警報不時響起，斯諾經常得與幾百人一起擠在悶不透氣的防空洞中等待空襲的結束。一次，他與周恩來夫婦及幾個工作人員剛吃完晚飯，空襲預警拉響了，斯諾不想再進防空洞，便想用數學的概率說服周恩來，讓周恩來同意他在防空洞外觀察日機的轟炸，但他還是被拉進防空洞。空襲過後，斯諾面對倒塌的房屋，一面慶倖自己逃脫厄運，一面咒駡日軍，同時對所謂概率論打趣。

　　斯諾感到最不愉快的方面是：國民黨方面對抗日和統一戰線的興趣大大減退。其高級官員們排擠共產黨人，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的論調又抬頭了；「工合」運動被他們認為是共產主義合作化，甚至逮捕和開除「工合」的工作人員；「工合」在國民黨管轄區內的發展很困難，有的還被國民政府改組、收編。

　　斯諾離開了不愉快的重慶，啟程去延安、敵後遊擊區。此時，通往延安的交通又被國民黨方面封鎖了，斯諾卻未受阻攔，因為他手裡有宋子文給的通行證，其身份是「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重返蘇區，斯諾精神振奮，他發現「工合」在共產黨管轄區內進展良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澤東還就「工合」問題發表了聲明，闡述了共產黨的主張：「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支持這個進步的運動。」斯諾將談話和聲明向外界作了報道。蘇區在沒有得到比國統區更多的貸款的情況下，建立了許多「工合」工廠，斯諾參觀了「工合」產品在蘇區的展銷活動。

　　結束延安的十天之行，斯諾又奔赴香港，為新四軍控制區籌措「工合」款項和軍用衣被、藥品、軍械。之後又赴菲律賓的華僑居住區募集款項，斯諾在這裡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獲得華僑捐款100多萬元。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