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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日本侵略者蓄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按預定計劃先占華北、華東,再吞併整個中國,佔領平津僅僅是第一步。日軍迅速佔領了京津,使北京這個原作為西方國家設在中國的新聞中心的作用已經失去了。倫敦《每日先驅報》電令斯諾離開北京,轉移到中國防線那邊去。而此時斯諾卻不能立即離開北京。其一,是他為妻子海倫擔心。她去蘇區訪問三月有餘卻毫無消息,他要得到她的確切回音才能放心地離開北京這個家。其二,更為甚者是在盔甲廠13號的斯諾家中,有一批亡命的愛國志士和青年進步學生,他們大多已列入日軍的黑名單。這些大學教授和學生把斯諾的家當做了避難所,他要安排他們的食宿,掩藏他們帶來的進步書刊,幫助他們逃離虎口。斯諾協助這些人喬裝成小販、乞丐、苦力,在黑夜裡讓他們攀越住宅後面的牆垛;甚至開車把他們中的一些人送到車站、碼頭,直到認為他們確已安全離開為止。

  從斯諾家逃出去的人,有的就近在京郊參加了抗日遊擊隊。他們後來又回到斯諾這兒來,在他的住宅裡安裝秘密電臺——短波無線電收發報機。這樣,斯諾的住所又成了抗日遊擊隊的地下工作臨時中心。一天,在一個朋友家裡,斯諾被介紹給一位戴著墨鏡的婦女,那婦女朝他咧嘴一笑:「不認識我了?」斯諾給弄糊塗了。那婦女摘下墨鏡,原來是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她是來此養傷治病的,現在北京淪陷,難以出境,想請斯諾幫忙,以他的西方記者身份掩護鄧穎超離開京津地區。斯諾與朋友吉姆·伯特倫驅車把鄧穎超送出京城,乘上一趟從北京開往天津的火車,越過封鎖線。抵達天津後,進入碼頭時遇到日本憲兵的阻攔,斯諾從容地出示記者證,並示意鄧穎超是他的助手。但日本憲兵還是搜查了鄧的手提草編袋,在沒發現什麼可疑點後放行了。斯諾和伯特倫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目送鄧穎超安全離去,一塊沉重的石頭在心底落下了。

  送別鄧穎超,斯諾回到北平。在一個雨天的早上,一位遊擊隊聯絡員來到斯諾住宅,要求斯諾代為保管並變賣一大批金銀珠寶。這是日寇盜竊中國古墓時挖到的,被遊擊隊奪回來後巧妙地偽裝混過禁衛森嚴的城門,偷運進來的,僅玉石的價值就超過百萬美元。斯諾被遊擊隊看作惟一可信賴的外國朋友。斯諾感到責任重大,萬一丟失的話將無法交代,而且他又不是行家,賣價低了又怎麼辦呢?遊擊隊聯絡員對他說,不管怎樣,我們信任你,就交給你辦理了。斯諾冒著極大的風險接受了委託。

  斯諾焦躁地等候著海倫的消息。一天,遊擊隊的秘密電臺突然接聽到從延安發來的電文,正巧是海倫發給斯諾的,電文中說:「我很好,你最好也到這裡來。」沒想到,秘密電臺監聽到來自海倫的電報,斯諾驚喜不已。他立即把老朋友吉米·懷特找來,安置好住在家中的客人們,交代吉米·懷特照顧好遊擊隊的地下戰士、電臺和那批珠寶。一切安排妥當後,斯諾和伯特倫出發去迎接海倫。他們迂回前進,從天津乘船南下青島,約定海倫在那兒會面。可等了兩天未見海倫,於是他們又乘火車去西安。當他們趕到西安時,海倫正好已乘車從西安趕往青島,兩人乘坐的是交叉對開的火車,已錯過幾個小時了。這下急得斯諾只有求助於鐵路當局,呼叫東去的列車。幸好列車長立即找到了海倫,轉告她下車返回西安。海倫轉車不久,那輛東去的列車被日軍飛機轟炸而翻車了。好險啊!海倫真是幸運。

  海倫與斯諾會合了,伯特倫卻與他們分手了,他去蘇區訪問。斯諾與海倫則乘火車東行,火車在行進途中不時遭到日軍飛機的襲擊,走走停停,以躲過攻擊,最終安全抵達青島。他倆來到青島後休整兩周。他們到海灘去遊覽,卻只見海灘空曠寂靜,沒有往日的喧嘩,只有極少數外國人還在這裡度假。之後,他們乘船去了上海,結束了短暫的假期,又開始了緊張的活動。

  2.為中國抗戰奔波

  「現在,中國的事業也就是我的事業了,我並且把這份感情同反對世界上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決心聯繫起來。」斯諾如是說,也是如是去做的。

  他一面進行戰地新聞採訪報道,一面積極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既是戰爭中的非戰鬥觀察者,又是積極的參與者,他橫越中國的國土,由東而西,由正面戰場而敵後戰場;從上海到漢口,而重慶、西安,並再次到延安。他穿越炮火連天的戰場,「從而冒了士兵所不冒的險」。他目擊了上海之戰的中後期,中日戰爭在不斷升級。一次在隔著蘇州河的外國租界地,他和彭布羅克·史蒂芬斯、伊萬斯·卡爾遜一起目擊了日本軍隊襲擊租界周圍的中國軍隊的據守地——南市。流彈和彈片像雨點般在他們周圍落下來,史蒂芬斯為找到一個更有利的位置觀察,以便向《每日電訊報》發出即時目擊報道,爬上了水塔。不幸的是,日軍發現他後,子彈向水塔上密集發射,血水滴到了斯諾和卡爾遜的身上。停火後,他倆攀上梯子,抱下了白白喪命的同伴。

  斯諾和卡爾遜拿出一星期前宋慶齡送給他的一瓶「拿破崙」牌白蘭地,以祭奠勇敢的史蒂芬斯。他們爭論著,史蒂芬斯生命的完結是否意味著上海的完結,或許也是中日戰爭的完結?斯諾相信,中國並非就此完結,在紅區的訪問經歷已給了他以啟示:南京方面將被迫為求生存而戰;延安方面將廣泛動員、組織、武裝民眾,組成不屈不撓的遊擊隊,來無影去無蹤,以非正統的和非常規的作戰方法去打擊強大而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者。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就作了歷史性預見,「根據力學原理,歷史的洪水必須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被強制倒流到發生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軍將會不斷地擴大戰爭的規模,「日本也不能在中國轉而採取靜止政策」。進而斷言:「帝國主義所哺育的巨大災禍,像科學怪人弗蘭斯坦一樣(瑪麗·雪萊小說中的一個科學家,他製造了一個怪物而毀滅了自己),終於沖了出來摧毀帝國主義,像洪水般滾滾向前,一發不可收拾。」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華民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抗戰局面,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並肩作戰。西北紅軍和江南遊擊隊接受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番號,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路集團軍(簡稱八路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戰。地方勢力派聽從中央調遣。西方觀察家們認為這簡直是個奇跡,一個四分五裂、長期不統一的國家,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共赴國難了。

  斯諾收到宋慶齡的來信:「今日中國人民比任何時候都團結,他們為世界和平,為改善社會和經濟狀況,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共同奮鬥。」這又表明,中國人民不會屈服,並將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使斯諾想起了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的談話,當日本成為民族的敵人時,中國將建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中國人民的浴血奮戰場面,使斯諾為之感動,為之興奮。他向世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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