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25)_學達書庫

二五

　　許多國際友人，如白求恩、柯棣華、陽早、韓丁、耿麗淑、楊大衛等人，都是在讀過《西行漫記》後，為他所介紹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業績、主張所感染，從而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繼而衝破重重阻撓，毅然奔赴中國抗日的敵後戰場，獻身于中國的正義事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白求恩曾給友人寫信說：「要問我為什麼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讀後你們必將與我同感。」

　　斯諾的著作影響了不止一代中國人，不僅直接影響了當時的進步人士，也影響了青年人，他們投身於反法西斯的抗日戰場，也影響後來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人，他們從中認識了共產黨，投身于她領導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抗日戰爭時期，斯諾曾自豪地寫道：抗戰爆發後，無論我走到哪裡，總會出其不意地在什麼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輕人，胳膊下挾著一本未經申請而偷印的《西行漫記》，詢問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學習。在一個城市，一位教育委員向我走來，詭譎地要求我把他的兒子介紹給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銀行老闆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這使我大吃一驚。望著他兒子周圍優雅舒適的環境，我說，令郎在那兒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飯，還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說：「是的，那個我懂！不過，如果他繼續待在這兒，他遲早要去為日本人洗衣服！」

　　當斯諾在蘇聯、東南亞、非洲等地採訪時，他發現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反法西斯戰士們從他的《西行漫記》中學會了中國紅軍的遊擊戰術，他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阿基·斯提裡說：「埃德加的書為未知打開了門戶，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思想。」是的，隨著斯諾成功地打開了通往紅色中國的大門，越來越多的西方進步記者、作家步其後塵到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有史沫特萊、海倫·斯諾、斯特朗、斯蒂爾、愛潑斯坦、拉鐵摩爾、貝特蘭、王安娜、白修德等。他們中的後五位承認，正是斯諾的舉動和他的著作影響了他們，他們把斯諾稱為老師。他們寫出的有關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進一步報道，與《西行漫記》交相輝映，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活動與根據地的政策及主張在世界上的影響。

　　正是他們的不斷報道，引起了英美盟軍的注意：認為敵後抗日軍民是反法西斯戰爭在遠東前線的一支決定性的力量。美國海軍軍部人員伊萬斯·卡爾遜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諾協助他訪問延安。在斯諾設法把他送到延安，經過一番考察後，卡爾遜也被延安的共產黨人吸引住了。三個月後，他離開遊擊區時，他認為必須以他的見聞去喚醒美國。後來他還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組建海軍陸戰特別行動隊在黃海登陸，協助八路軍作戰。由於美方海軍的上司的反對和杜魯門總統的上任，他的設想沒能實現，由此辭去軍職而從事寫作。

　　後來，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力主增強敵後戰場的抗日力量，促成謝偉思等人組成美國軍事考察組到延安考察。謝偉思等人考察後也得出了中國的最後希望在陝北的結論，使斯諾的預言進一步得到證實。

　　美國一個學生放棄即將完成的博士論文，改寫有關中國的報告。哈佛大學的西奧多·懷特聽取導師費正清的意見，決定去中國「做斯諾所做的事情」。

　　《德裡和海盜》主編利用《西行漫記》中所描寫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繪製了卡通連環畫。

　　在當時的美國對斯諾惟一的批評是來自美國共產黨人。他們認為斯諾的書中有指責共產國際的文字，而且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認為中國道路與蘇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贊成斯諾在書中的觀點。

　　《西行漫記》中也確有不足之處，因為斯諾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關材料，況且他還沒有採訪到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正如斯諾自己後來所說的：

　　「該書中有事實上的出入，有判斷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錯誤。」在後來的再版中，斯諾訂正了一些史料。但畢竟是瑕不掩瑜。

　　約翰·漢密爾頓曾給斯諾這樣的評價：「《紅星照耀中國》確實是一部豐碑式的作品。這本書也有缺陷，但不足之處不能掩蓋它的總的成就。斯諾的報道有堅實的事實依據，他的浪漫主義理想和將共產黨當做同伴的態度也是寫好此書的原因。」這是「其他墨守成規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熱諷以及懷疑一切的記者進行新聞報道所無法比擬的。」

　　「它所記載的歷史是一筆有保存價值的財富，是理解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瞭解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瞭解長征的基本材料。這本書比後人所寫的同類書總是更有價值。因為它不僅具有正確性，而且還有對中國事業發展的預見性。」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還在不斷地再版《紅星照耀中國》，人們一再地研究、閱讀它。它不僅僅作為歷史學工作者的案頭研究資料，而且是新聞史、新聞學的一個里程碑；是新聞著作之經典，為新聞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發揚光大提供了榜樣。

　　第六章　在中國抗日戰場上

　　1.不中立的美國人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一直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在遠東地區戰火紛飛、硝煙滾滾之時，美國通過了「中立法案」，以「中立者」姿態出現，實際上卻為日本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拉爾夫·德·貝茨著《美國史1933—1937》寫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仰賴美國為其工業機器和戰爭機器提供給養。」1938年《華盛頓郵報》載文指出：「日本用美國的廢舊鋼鐵在中國降血雨。」中國成為實際的受害者。正如羅斯福總統所明確表白的：

　　「我們儘量避免和日本衝突，無論在事實上或是實質上都是在討好日本。」英美國家採取綏靖政策，發展到製造「東方慕尼黑」，以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日本不對英美開戰，表現出極端的民族利己主義。在此期間，中國人民只能是單獨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作為美國人的斯諾，此時卻宣佈他「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他堅定地與中國人民站在了一起，成為反法西斯主義的堅定戰士。他沒有拿槍上戰場與日軍短兵相接，但在另一個沒拿槍的戰場上用筆作武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去揭露日軍法西斯的暴行，鞭撻不積極抗戰而挑起內爭的頑固派，謳歌中國軍民的英勇鬥爭。

　　盧溝橋炮聲隆隆、宛平縣城硝煙彌漫的時刻，斯諾走出寫作室，驅車趕到事發地。他目擊了中國人民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的開端：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路軍的將士們浴血奮戰，抗擊著大舉入侵的日本軍隊。7月8日晚，日方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發佈強盜邏輯的新聞。斯諾在會上像連珠炮似地向日軍官員發問，不，是義正辭嚴的質問，「你們為什麼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為什麼為了尋找一個失蹤的士兵，竟然動用成千上萬的兵力？為什麼日軍不撤回自己的營房，反而要求中國守軍撤出宛平？」日軍官員被逼問得面面相覷，無言以對，侵略者理屈辭窮，欲蓋彌彰，只得狼狽不堪地草草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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