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24)_學達書庫

二四

　　乘著滾滾硝煙、熊熊的戰火，《紅星照耀中國》不脛而走，出現在世界各個反法西斯戰場上。它被翻譯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蘭、哈薩克、希伯來等語言出版。中國紅軍的遊擊戰術被介紹到世界各國，被廣泛應用到反法西斯戰鬥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廣泛傳播。埃德加·斯諾也成了反法西斯戰士們熟知的名字。「紅星」照耀了中國，也照亮了世界，斯諾自己也成為人們敬仰的「星」。

　　斯諾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國家和人民的歡迎，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為作者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歡迎。斯諾自己也說：「《紅星照耀中國》的成功，著實使我感到驚奇。」

　　在美國，歷史學家、著作家、評論家們在當時共發表100多篇書評。他們都極力讚揚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說它是「光輝的新聞成就」，「本年度的最佳書」；說斯諾是「我們這一世紀中作出最偉大個人貢獻的新聞記者」；「是駐中國最勇敢、最富於進取心的新聞記者」；「是一代記者中的風騷」，「是左翼記者中最成功的一個」。

　　費正清指出：「《西行漫記》一書出版的本身，就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國歷史的記載作出了貢獻」，斯諾是個「才華橫溢的記者，成功地捕捉到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機會的範例」。「在全世界面臨空前災難的前夕，報道了一支遠離西方各國的獨立戰鬥力量」。

　　美國歷史學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記》使斯諾一舉成名，成為人們必讀書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解釋者。」美國左翼記者拉鐵摩爾在為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作序時寫道；「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史威濟和胡伯曼則說：《西行漫記》「毫無疑問是一本經典著作」，「要比學院派社會學者的著作有價值得多」。

　　其他書評則認為：「它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與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對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根據地的真相，展示中國的光明未來和希望，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它標誌著西方瞭解中國的新紀元」；「是多年來關於中國的一部最適時、最激動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頁都有意義，是近年來所有新聞著作的統領」。它「使中國在這最緊急的時候，找到了民族最偉大的統一，找到了民族的靈魂。」斯諾被譽為「本世紀新聞記者所施展的一個最了不起的絕技」。

　　斯諾成功了，寫出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受歡迎的著作，而且發現了中國的「真諦」。美國名記者斯蒂爾說：「當時居住在中國的每個美國人都感到：遲早必須寫出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各種各樣的作者把書寫出來了，並宣稱報告了中國的『真諦』。然而，他們誰都不明白，到底什麼是『真諦』。」在國內外各界迫切要求瞭解事實真相的時候，斯諾進行了極大的冒險，經過其獨立思考，找到了問題的答案。

　　斯諾之所以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聞學範圍而成為傑出的歷史篇章　」。他不僅僅是作一般性的新聞報道，他的作品採用了報告文學的手法，有事實、有藝術，場面壯闊；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動活潑、情景交融，富有傳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於其中，從而使人感到真實可靠。它既是對採訪對象的報道，又是作者的親歷記，還有作者的獨立思考與評析，渾然一體，別具一格。

　　對於巨大的成功和來自各方面的讚譽，斯諾感到幸福和快樂，並引以為自豪。但他非常誠實、謙遜。他說：「從字面上講，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都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西行漫記》不僅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歡迎，也受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的重視。對此，斯諾強調指出，西方政治家們之所以重視，是因為他們希望中國能產生一個新的民族主義運動去拖住日本，不讓日本去進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國家。而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證明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匪』，而是為進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力量，他們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記》不僅具有極大的新聞時效性，是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影響深遠的歷史著作。它真實、客觀地記載了共產黨領導革命運動的歷程，以及見聞、評述；對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了強烈的對比，展示了當代中國社會運動的概貌。它在輿論導向上是極富指導性的，在社會運動的歷史進程中作了歷史記載，為後人的研究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1939年斯諾重訪蘇區時，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幹部大會上特別介紹了斯諾，說斯諾是《西行漫記》的作者，其作品真實地報道了我們的情況，介紹了我們的政策，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周恩來後來寧願稱斯諾為歷史學家，而不稱他為記者。

　　斯諾不是簡單地作歷史的記載，而是經過對親歷見聞進行獨立思考，進行了歷史的對比和歷史邏輯的推斷，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作出了正確的估價，並預言中國革命將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決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歷史學家費正清教授指出：「關於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為數甚少，是十分珍貴的」，「又由於革命運動處於低潮和非法的狀態，同時又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重壓，在那些年月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寥寥無幾」；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報道」，而無法讓外界真正瞭解中國革命的真相。這樣斯諾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讀書。在《西行漫記》（1968年版）的序言中，費正清又說道：「《西行漫記》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第一次報告了毛澤東及其同事們的連貫生平，而且為一個在當時看來是前途未蔔、凶多吉少、不為人知的運動，預見了光明的前景。」與斯諾同去蘇區後來一直為共產黨工作的馬海德則評價說：「斯諾之所以能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就在於他有觀察歷史的能力，並且能先於歷史發展而對歷史作出預見——這就是他在《西行漫記》中所從事的工作。」

　　《西行漫記》不僅在當時對中國和世界有巨大的影響，而且流傳時間也長，經久不衰，直至現今人們仍喜愛它。在當時，從國家元首到外交官員、軍人、實業家、傳教士，到工農群眾、遊擊隊員、學者、青年學生、教師、演員，都被它吸引住。他們不僅閱讀過它，而且為之感動。美國總統秘書連夜讀完之後，向羅斯福總統推薦。羅斯福讀完之後頗為讚賞，並親自推銷斯諾的著作。由此，在大戰期間，他三次召見斯諾，向斯諾垂詢各種關於中國以及其他戰爭中各有關國家的問題，並要求斯諾向他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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