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23)_學達書庫

二三

　　此時延安已掌握在紅軍手中，並成為蘇區首府。海倫採訪了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獲得了關於朱德等人的珍貴資料。這是斯諾採訪時所缺的。尤其是關於西安事變的材料的收集，進一步證明了共產黨人對時局的正確觀點。海倫把這些材料彙集而成《續西行漫記》，成為斯諾《西行漫記》的續篇。海倫離開蘇區的歸途不比斯諾輕鬆，她把十幾本筆記本縫在兩件襯衣之間。為躲過國民黨哨卡的檢查，在炎熱的夏天，她把這件特別的襯衣穿在身上。後來與前來接她的丈夫和朋友一道去了上海。

　　正當海倫去陝北時，斯諾的寫作已進入後期階段。7月下旬，中日戰爭已全面爆發，盧溝橋的硝煙席捲北京之時，斯諾已完成了全部寫作計劃。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就要問世了。他在扉頁上寫道：「將此書獻給尼姆」（尼姆·韋爾斯即海倫·福斯特）。書稿詳細記載了斯諾在蘇區的見聞，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運動的歷程、目標和政策，並加上了自己的注釋。

　　斯諾為自己的書稿擬出了五六個書名，有《陝北的數月》《紅區訪問記》《紅星在中國》等。為選擇適當的名稱，他請來幾位朋友，讓他們當參謀。最後大家一致認為《紅星在中國》這個名稱最好。於是，斯諾把書名寫上，把書稿寄了出去。斯諾的代理人在把書稿轉交給英國倫敦的維多克·戈蘭茨出版公司時，由於疏忽，把書名給抄錯了一個詞，即把《RedStarinChina》寫成了《RedStaroverChina》。（中文譯為《紅星照耀中國》）。這一字之差，意義相差甚遠，但卻成為一個偉大的錯誤，令斯諾拍案稱好，使讀者一目了然。這是再醒目不過的書名了，對該書的主旨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為此，所有的人都得感謝這位代理人所犯的錯誤。

　　書稿寄出去後，斯諾並沒有感到輕鬆，倒有點擔心事態和時局的發展速度太快，會使他的「新聞」過時。所以，他很關心出版公司的出書日期。尤其是他增寫的有關西安事變及之後的中國統一戰線的內容以及出版公司要求增加關於中日戰爭的評論，他擔心有類似內容的書會在此之前出版。戈蘭茨公司以驚人的速度於10月底印行了《紅星照耀中國》。當斯諾離開北京來到上海時，立即收到從倫敦航空寄來的樣書，斯諾才真正感到心裡踏實，露出了成功的喜悅。

　　《紅星照耀中國》像一道閃電，劃破世界大戰烏雲密佈的天空，一聲驚雷震天動地，給世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鼓起了反法西斯的勇氣，增添了反戰的力量。《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之際，正值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猖獗之時。

　　日本軍國主義已將戰火燃遍中國京津地區、華北地區、華東、華南和華中地區。中國危機！遠東危機！希特勒德國大日耳曼沙文主義已進軍非軍事區——萊茵河區，巴爾幹半島危機，歐洲火藥桶即將爆炸；德、意夥同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政，墨索里尼侵佔北非埃塞俄比亞。法西斯軍國主義張牙舞爪，英國、法國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戰火燃向東歐，美國則實行孤立主義的中立法案。各資本主義列強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極盡迎合討好之能事，以犧牲別國人民利益換取自身的苟安。不願做亡國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國家及其人民，在尋找出路，尋找力量的聯合，去抑制法西斯主義的橫行。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開天闢地，首次向全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刻畫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描述了他們的信念、目標和生活。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充分的肯定的報道，極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懼怕法西斯的人們」。

　　《紅星照耀中國》出版一星期後，第一版即被搶購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個月內連續重印三次，仍滿足不了需求，僅在英國就銷售了10多萬冊。到12月份，《紅星照耀中國》已被連續再版達五版之多。1938年1月，美國蘭多姆出版公司也刊印了《紅星照耀中國》，剛一面市即成為當時在美國出版的有關遠東的非小說作品中的最暢銷書。約翰·費正清教授寫道：「此書對那些處於劣勢、俠盜式地活動在窮鄉僻壤之中、神秘而可愛的人們，進行了細緻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寫。那時，西方的納粹德國和東方的軍國主義日本已成為美國不共戴天的大敵，而東西方的共產集權主義國家尚未繼德、日之後成為美國的死敵。因此該書得以在美國廣泛流傳。」當時，蘭多姆出版公司每天收到近600張訂單。

　　在中國本土，處於戰火前線的上海，有一個文化界的救亡協會下的機構——國際宣傳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外國記者發佈中國的抗日消息，負責人胡愈之每天下午3時在上海國際飯店樓頂層召開茶話會，發佈消息。斯諾也正在上海並經常參加茶話會。由此，胡愈之結識了斯諾，他在斯諾寓所發現了戈蘭茨公司寄來的《紅星照耀中國》樣書，便向斯諾借來一讀。胡愈之一口氣讀完該書，「發現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由於不瞭解斯諾的底細，胡愈之便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臨時辦事處的劉少文核實情況。劉少文告訴他，斯諾這個人是可以相信的。胡愈之征得地下黨組織的同意，決定將它翻譯出版。

　　在秘密組織「星期二座談會」開會時，胡愈之與會員們商量翻譯《紅星照耀中國》一事，得到會員們的一致贊同，於是他們決定立即著手翻譯。翻譯出來後，出版上卻遇到了很大困難，工廠在往內地遷移。他們想盡辦法，找到了商務印書館尚未搬走的一部分設備。臨時召集失業的工人，但又缺乏資金，買不回所需紙張。他們又採取先發征訂單，收取一定的資金購買紙張辦法。這樣收到了1000餘本的預定金，問題基本解決了。工人們積極性非常高，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把書全部印好了。

　　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斯諾給予了幫助，解決了書中的一些難題，他還為中文版親自作序。在出版社的名稱和書名上，出版者確實費盡了腦筋。為了避免日寇和反動勢力的追查，臨時想了一個名稱「複社」。書名則用隱晦的《西行漫記》，以避免國民黨和日軍的圖書檢查，因為文藝類名稱容易掩人耳目。它也沒有正規的發行渠道，靠群眾自己辦理，先發售書券，然後憑券取書。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西行漫記》在中國成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代名詞。後來一直沿用這個名稱。

　　《西行漫記》初版一銷而空，接著再版了四次，受到極大的歡迎。隨後在各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在香港、東南亞華僑居住區都出版了許多的翻印、重印版本。至於部分刊載該書章節的就數不勝數了。海內外同胞爭相傳閱，奔走相告，群情振奮。正如後來胡愈之回顧時說道：「甚至可以說，它的譯本在舊中國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許多愛國的進步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正是因為讀了《西行漫記》才真正瞭解共產黨，才不辭艱辛，跋山涉水，越過重重封鎖線，奔赴抗日前線，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它喚起了人們的鬥志，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必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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