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9)_學達書庫

一九

　　在毛澤東闡述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中，始終貫徹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預言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不可能速勝的。在戰爭初期，日本將佔領主要城市和交通線，會摧毀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後便是一個持久鬥爭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中，紅軍遊擊隊將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國內將停止內戰，並很快會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還預言日本在進攻中國後不久，就會進攻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殖民地，向美國開戰，而且確信蘇聯也將參加對日的大戰。

　　毛澤東在談話時並不隱瞞共產黨自己的目標，抗日戰爭將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最後奪取全國政權，邁向社會主義。當中國獲得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統一後，與外國的正常貿易在互利的基礎上前景更廣闊。

　　斯諾發現共產黨堅決要求抗日並為此做著各種準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而是確實存在的事實。當斯諾應紅軍大學校長林彪的邀請，去參觀軍校並作「英美對華政策」報告時，斯諾被紅軍學員一連串的發問難住了。提問涉及到日本侵華後，英美會採取什麼態度等，斯諾無法一一回答。他最後說道，林彪的「麵條宴」根本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這些問題即使由當時著名的美國小說家H·G·威爾斯先生來回答，也要自歎智窮才竭。在參觀教室，瞭解所開課程後，斯諾感到紅軍確實在作抗日的準備，課目的開設主旨在於訓練紅軍的各級將領如何對日軍作戰。「中共及紅軍要抗戰，不僅可以從他們的領導人的熱烈言論中，從軍隊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從他們提出要同他們的十年宿敵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的建議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從蘇區到處看到的緊張宣傳活動中看出」。

　　斯諾在觀看「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出時，他發現中共中央書記洛甫、軍校校長林彪、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等都毫無例外地與觀眾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演出。斯諾從頭至尾看了近三個小時，還被點名唱了一支《蕩秋千的人》的歌。斯諾餘興很濃，第二天去找劇社社長危拱之。因為他發現劇社的演出也是為準備抗日在作宣傳動員。而且使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麼純藝術價值的東西，而是他們這裡設備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用原始的道具演出了逼真的戲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許多為農民所懷疑的問題都被劇團以他們能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解答；讓農民消除疑慮，瞭解紅軍的綱領與政策。共產黨把藝術變成了政治宣傳工具。斯諾認為「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傳武器了」。「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作是一個盛大的巡迴宣傳演出。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存在的權利」。他們是用這種方式喚醒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做主』」。

　　「他們把實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帶到人民中去，徵求他們的認可和支持。他們贏得的支持似乎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共產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斯諾當時的感受是：「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只是由於這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後，竟然能夠對付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鬥爭達十年之久。」斯諾運用所瞭解的中國歷史進行比較分析，然後認為：只有瞭解中國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歷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覆。這一孕育的合法產兒，顯然就是現在的這支紅軍。

　　斯諾通過對蘇區的考察，結合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他發現過去的中國文人獲得知識是為了仕途，而不是為了啟蒙社會；如今的知識青年卻是回到民間去，給這些知識貧乏、處於黑暗中的農民以啟示，並爭取他們。共產黨之所以在農民中獲得廣泛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其所以立於不敗之地，就是因為他們爭取了農民。而共產主義是「一種對中國有實際意義的適合國情的理想社會。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來的孤兒」。斯諾認識了一個新世界，具有歷史學家的眼光。難怪周恩來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又稱斯諾為歷史學家了。

　　4.在西征前線

　　蘇區的後方機關所在地在保安，紅軍主力卻在保安以西的200英里外的甘肅和寧夏，紅軍司令部設在寧夏同心縣的預旺堡鎮。斯諾在保安一帶採訪各機關，卻還沒有見到紅軍主力。斯諾原計劃是繼續西行，但當時國民黨準備對蘇區南部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斯諾擔心將走不出蘇區。於是他想趁戰火開始前迅速離開蘇區，對已見到的東西作出報道。當時擔任斯諾翻譯的吳亮平則說服斯諾，不用擔心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紅軍不會被打敗，「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將是一個錯誤」。斯諾接受了吳亮平的真誠勸告。否則他的報道怎麼會有後來那樣成功地震撼全世界的力量呢？斯諾自己後來記述道：「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裝備，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瞭解紅軍是中國惟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1936年7月底，斯諾頭戴紅星帽，身著軍裝，騎著一匹健壯的黑色小馬，並從紅軍指揮員那里弄來一支自動步槍，從保安朝西進發。歷時兩個星期，行程千余華里，穿越紅軍與白軍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在途中，他只遇到零星的小戰鬥。斯諾的足跡遍及陝甘寧邊區的大部分地區，他參觀了西線的學校，訪問部隊，考察了工廠、村莊；參加集會和籃球賽。他切身體驗了蘇區紅軍和民眾的生活。他發現紅軍中大部分人來自青年農民和工人，他們是為家庭、為土地、為國家而戰鬥的勇士。他們並非是「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斯諾也承認，自己曾經有過一些這樣的模糊觀念，而現實使他改變了對紅軍的錯誤看法。

　　斯諾對紅軍官兵作了一個數字統計，他發現：紅軍士兵平均年齡19歲左右，60％—70％的士兵是在部隊學了點文化的，沒有固定的薪餉。紅軍的軍官從班長到軍長，平均年齡24歲。指揮官由黃埔軍校畢業學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以及前國民黨軍人三部分組成。他觀察到，紅軍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樣；他們沒有高薪和貪污的官員和將軍。他們的武器多是從敵軍那裡奪來的，所謂蘇俄來源純屬臆想。紅軍的優越性在於有嚴明的軍事紀律、堅定的政治信念和頑強的致勝意志。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紅軍在建軍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們能夠抵抗得住敵人技術上和數量上的巨大優勢。」紅軍的軍事訓練的嚴謹，文化生活的豐富活躍，尤其是通過強化政治訓練為明確的目標而奮鬥。這些給斯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紅軍與我所看到的其他任何軍事組織，是完全不同的」。

　　斯諾完全被所看到的情景所感染、所薰陶，由好奇、懷疑、探究到贊同。他在後來寫的《紅色中國雜記》中寫道：「培根先生說：旅行，對青年來說是教育的一部分，對老年人來說是經歷的一部分。一個人在他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之前去這個國家旅行，那麼他是去學習，而不是旅行……那麼我可以說，我1936年對共產黨所作的訪問，既是教育又是經歷，既是學習又是旅行」。在蘇區「每句話語我都感到新鮮和增長知識，哪怕是生硬的宣傳也是如此」。「我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強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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