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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在斯諾的反復說服下,毛澤東第一次向外界尤其是向一個外國記者講述了個人的歷史,斯諾聽毛澤東講了十幾個晚上的家庭、個人及事業的歷史。後來,斯諾又從旁人的採訪中去印證一些事實,最後覺得毛澤東所說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用了近60頁(占全書的1/7)的篇幅記述了毛澤東的個人成長經歷,向世人展示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的形象。斯諾為毛澤東的前半生作了傳記,他打算將來專門為毛澤東寫傳,雖然未能成專著,但在1972年出版的《漫長的革命》中寫了毛澤東的後半生。兩者加起來,可算是為毛澤東寫傳的第一個外國人。毛澤東借斯諾的筆展示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成長、婚姻、家庭、生活、愛好、理想和追求、事業等。毛澤東信賴斯諾,並由此建立了永久的友誼。斯諾後來跑遍全世界,見過許多著名的領導人,但只有毛澤東既是偉人又是平等相待的朋友。

  斯諾對毛澤東作了十分精闢的評述。「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他只是革命者的一個主要代表而已」。

  在這裡,斯諾用歷史學的、社會學的眼光評析了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他從事實上道出了是時勢造就了偉大人物,而偉大人物是代表社會歷史、人民大眾的意志與要求的。真是難能可貴,尤其是對一個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來說。斯諾通過觀察和獨立思考,認識到國民黨懸賞緝捕的共產黨人的首級總計達200萬元,他們為什麼要革命,而不去投降於國民政府受用高官厚祿,卻去冒著生命危險過著清苦的生活。毛澤東煙癮很重,卻在長征路上與其他幾位同行的煙民「進行了獨特的植物學研究,遍嘗各種植物的葉子,要找出煙葉的代替品來而不願去過國民政府準備好的「新生活」。

  斯諾把毛澤東與蔣介石進行了對比。可以看得出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勢力範圍內的影響,在現今大概比什麼人都要大。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念叨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然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一提蔣介石或總統、校長訓示之類的名詞,就是全體起立,畢恭畢敬,否則為大不敬。

  在斯諾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在這一點上,斯諾認為毛澤東有點與西方人相同。在他看來,東方人是缺少幽默感的。他還發現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和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斯諾對毛澤東的觀察很仔細,而且認識較準確。他從與毛澤東的談話中認識到:毛澤東不僅對中國研究較透徹,而且對於當前世界政治也「驚人地熟悉」,他熟讀世界歷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瞭解」。毛澤東對麥克唐納極端蔑視,而相信羅斯福總統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他認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評價印度的革命時,認為不經過土地革命是永遠不會實現獨立的。他把美國的黑人政策與蘇聯的少數民族政策對比,指出歷史和心理背景上的不同。斯諾為之嘆服。

  毛澤東對哲學的認真研究程度,斯諾是有切身感受的。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來了幾本哲學新書給毛澤東,於是他要求斯諾改期再談。毛澤東花了幾個晚上的工夫潛心研讀,其他的事情似乎什麼也不管了。斯諾還發現毛澤東不僅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還讀古希臘哲學家、西方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由此,斯諾認為:毛澤東成為一個革命者,是從年輕時的自由主義者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主義的過渡只能是在哲學上開始的。「他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麼可稱之為宗教信仰的感情的東西。我相信他的判斷都是根據理性和必要作出的。我覺得他想把他的哲學,即『長期觀點』的辯證法,作為任何大規模行動中的權衡標準……這在中國的領袖人物中間顯然是很不平常的」。

  斯諾既把毛澤東看作一個偉大人物,予以推崇備至,但同時又把毛澤東看作一個很普通的人物,使人感到和藹可親,他的生活與紅軍普通戰士沒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舖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棉布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一個紅軍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 ,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在參加紅軍學員或村民大會時,毛澤東會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軍校校長林彪也如此。常常還有群眾點名要求毛、林上臺即興表演節目。毛澤東還是一個感情相當深邃的人。當斯諾與他談話時,有一兩次談到饑荒而死人的事件時,毛澤東的眼睛是濕潤的。斯諾還瞭解到,在長征途中,當戰士受傷從前線抬下來時,他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戰士穿上。一次遇到要飯的祖孫倆,毛澤東把身上的毛衣脫下、把乾糧袋解下送給了老阿婆。

  斯諾在訪問中分析了毛澤東個人,也瞭解了共產黨人為什麼要革命。他瞭解了共產黨領導革命走過的曲折歷程,也瞭解了中共的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當前的與長遠的目標與任務。斯諾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並傳播出去。毛澤東向他闡述了「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的政策決定於這一鬥爭」。「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它特別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和蘇聯各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樣,不僅針對中國,而且也是針對那些國家的。」

  中國希望與各友好國家建立反侵略同盟,至少希望上述各國中立,不幫助日本。中國希望得到外國援助,但決不是沒有外援就不能抗日。毛澤東還強調這種同盟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並且指出:中國抗日成功要有三個條件作保證,即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和全世界反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對於友邦,中國願意在和平談判的基礎上簽訂互利的條約,中國準備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同他們合作。至於對日本則是堅決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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