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7)_學達書庫

一七

　　保安城內塵土飛揚，設備很差；許多印刷品是利用國民黨散發的傳單作印刷紙；食物是小米、捲心菜、南瓜之類，至於豬肉、羊肉和雞則是少見的奢侈品。斯諾下榻的所謂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磚砌成的四間小屋。

　　斯諾在保安城內自由地參觀訪問，在腦海中勾畫出蘇區的輪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軍人士氣高昂，紀律嚴明；共產黨的首領可以在住滿士兵、農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隨意漫步，無需警衛人員；人們食宿相同，住窯洞，穿土布，吃小米、麵食。即使毛澤東夫婦也只有兩間窯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頂蚊帳。蘇區物資匱乏，但精神飽滿。他發現在他們身上有「一種奇怪的鐵一般團結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的力量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的負擔和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他又發現，在蘇區的每個戰士或是農民，都由衷地說「我們的」軍隊、政府。蘇區普遍的民主和自由，豐富與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國是罕見的。人們學文習武，歌舞娛樂，這裡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如果你瞭解中國，你就會認為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事實」。通過比較，他得出的結論是：這裡不是匪窩，不是哀鴻遍野，死屍枕藉的薩拉齊：沒有國統區的那種「貧困、無知、污穢、殘酷、冷漠和混亂」，人民當家做主，不受欺壓和蹂躪；不像上海的十裡洋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醉生夢死；也不是廣州的貪污中飽私囊；也不是雲南匪徒出沒，官匪一家，鴉片當食讓小孩塗在甘蔗上咀嚼。這裡是另一番景象，「鴉片的種植、吸食受到禁止，販賣兒童和婦女也同樣受到禁止」，在這裡「男女權利平等已初步實現」，教育是免費而普遍的，「幾乎沒有看到一點點可以稱之為恐怖的東西」。「中國共產黨人是誠實、正直、無私的人，他們隨時準備為證實自己的理想的價值而慷慨赴死，他們珍視這個理想，甚於珍視個人的生存」。

　　蘇區的一切是那樣的不同，那樣的新鮮，就連生硬的標語、口號都使斯諾感興趣，蘇區的一切都是新聞。斯諾異常興奮，他被蘇區強烈地吸引住了。他說：「我所能說的是，我同中國紅軍在一起的四個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極度興奮的經歷」。面對蘇區的一切，斯諾多想和盤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筆不停地在筆記本上記載著，密密麻麻地寫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攝影機、照相機不停地轉動著，拍下一幅幅生動的歷史性畫面。他貪婪地記錄著蘇區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絲毫不亞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乾旱無垠的沙漠中發現了綠洲；如同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備受淩辱，陷於黑暗統治的歷史長河中「找到了民族的靈魂」；猶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輪船找到了燈塔一樣。

　　斯諾為他的新發現而興奮不已，他立即給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蘇區來會合，一同考察中國西北的紅星。信中提到：「幾星期前，我安全抵達這裡，開始生物科學的考察。這裡生活條件差，食品單調，有臭蟲。我搜集到的標本有跳蚤、螞蟻、蜘蛛、蚊子等。這種經歷是有意義的。最使人興奮的是能和年輕有為的科學家見面交談。他們正在努力發現一個新的科學世界，他們的努力程度猶如學生們參加一場足球賽那樣熱心。」海倫心領神會，立即趕往西安，但此時西安的通道被封鎖。海倫受阻後只能返回北京，只給斯諾捎去一點食品（茶葉、咖啡、巧克力）和幾本書刊。海倫在第二年卻成功地冒險進入陝北，彌補了斯諾未採訪部分，並有新的發現。

　　在蘇區，斯諾白天去工廠、學校、農村、軍營、劇社參觀採訪，晚上拜訪各級領導人，就像一隻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釀蜜。黃華從北京趕來了，吳亮平也被指派作現場譯員，這更使斯諾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斯諾愛刨根究底，連續發問，耳聞不夠還要目睹為實。他研究共產黨的政策、群眾基礎，以及蘇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則、方針、策略。從機關到鄉村，從領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問，斯諾收集到許多珍貴的一手資料。

　　在蘇區的採訪不受任何約束，並得到盡可能的幫助，斯諾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記》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紅區，沒有人對我約法三章　，這一點使我相當驚奇（開始我還有些懷疑）；沒有人告訴我能寫什麼，不能寫什麼；沒有人查看我的筆記。他們讓我自由地拍攝我所選擇的任何鏡頭。在收集資料方面和安排採訪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連毛澤東也是如此，「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說明蘇區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敵人洩露有軍事價值的情報。當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來關於蔣介石的談話記錄，周後來托人轉告斯諾暫不要發表。因為國共兩黨正謀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怕談話內容引起蔣介石不高興而造成不利於團結抗戰。斯諾照辦了。

　　「在紅區，我發現我可以不費勁地與任何我想見的人交談。人們一旦被告知可以毫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也都希望能有機會在經過許多年以後，第一次有機會對一個外國人說話」。毛澤東還給了斯諾一個特權，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時，斯諾隨時可以去他的窯洞採訪、提問、交談。

　　一天，斯諾提出要給毛澤東照相，毛澤東欣然應允。在毛的窯洞前準備拍時，斯諾想起了一個紅軍領袖只穿了軍裝卻沒戴軍帽，而且頭髮又很長，恐怕拍出來不很理想。於是斯諾堅持要毛澤東主席戴上帽子。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紅星八角帽，斯諾就把發給自己的軍帽取下來讓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頭上，雖有點小了，但勉強能行。「喀嚓」一聲，一張歷史性照片，一個歷史性的鏡頭完整地拍下來了。這張照片後來傳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頭戴紅軍帽、精神抖擻、目光深邃，略帶側影的毛澤東肖像，在中國老百姓中仍視為珍寶，愛不釋手。而這頂軍帽，斯諾戴著它走遍了蘇區，有生之年一直珍藏著，並不時拿出來給兒女克裡斯托弗和西安看，講述它的故事。斯諾逝世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將它回贈給中國，現陳列於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內。

　　在保安斯諾採訪了各級紅軍將領和党的領導人。從他們身上，他認識了真正的共產黨人是什麼樣子，尤其是蘇維埃的掌權人物毛澤東，斯諾與他交談了許多個夜晚。從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線之前和從紅軍西征前線返回保安後（9月中旬開始到離開蘇區）這兩段時間內，從裡到外，又從外到裡，他就各種問題廣泛地採訪毛澤東，細膩地刻畫了一個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共產黨領袖人物，記述了他的事業。

　　斯諾在每次採訪前都事先擬好提問的清單交給毛澤東，讓毛澤東依次回答，或隨時追問。採訪常常是到斯諾十分疲倦入睡時為止。第二天，斯諾又提出一系列新問題。這樣窮追不捨，最後還迫使一貫不談個人的共產黨人都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談了個人身世，打破了共產黨人不談自己個人的慣例。斯諾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這裡，他總有辦法使被採訪對象說出他想瞭解的東西。他對毛澤東說：「個人的經歷更有說服力，對有關共產黨人及毛澤東主席本人的謠言的回擊更為有力。而且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的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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