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4)_學達書庫

一四

　　第四章　發現新大陸

　　1.歷史的際遇

　　3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戰火連綿，饑饉成災，餓殍遍野。中國政府「安內」無方，國家四分五裂，雖有中央政府，卻不能號令四方；社會沒有進步反而倒退；「攘外」無能，喪權失地，日寇得寸進尺，蠶食鯨吞，民族危機。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人能排除內憂外患嗎？上海之戰，十九路軍的英勇奮起，使斯諾興奮過，「一二·九」運動更使斯諾為之叫好。這些都使斯諾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誰能領導好？中國最後的希望又在哪裡呢？斯諾仍繼續尋找著這個答案。他惟一沒有見到過的被官方宣佈為「赤匪」並要加以剿滅的人們，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會是中國的最後希望嗎？

　　自從1927年7月國共合作關係破裂以後，幾乎沒有一個西方記者（除了史沫特萊以外）見到過中國共產黨人。共產黨人進攻中心城市失敗後退向了艱苦的農村，他們在那裡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發展力量。但他們一直受到國民黨的打擊，一而再，再而三的「圍剿」。國民黨方面宣佈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毛澤東等「匪首」的死訊；卻又一次又一次地發動再進攻，一次又一次地發出全國通緝令，巨額懸賞「匪首」們的首級。

　　關於共產黨人的報道是一幅混亂的、甚至是荒誕無稽的景象。西方記者們只是依靠間接材料進行報道，多數是錯誤的，也有少數是真實的，結果卻往往是真假難辨。而國民黨方面的傳播媒介宣傳的是聳人聽聞的材料：共產共妻、無情無義、兇殘暴虐、殺人越貨……斯諾無法印證。他從宋慶齡等人那兒也瞭解了一些關於共產黨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國確實存在著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者在活動，「共產主義在中國不再是危言聳聽者的幻覺」。史沫特萊是較早報道共產黨、紅軍的西方記者，由於她同情和贊成共產主義運動，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報道。正是通過史沫特萊的引見，他才結識了宋慶齡，史沫特萊曾掩護過共產黨人、紅軍指揮員。早在上海時，斯諾通過海倫，從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獲取了部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分析報告。但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為憑。

　　斯諾保持著密蘇裡人「眼見為實」的特性，他要親眼去觀察。1934年，美國出版商哈理遜·史密斯預付稿費750美元，要求斯諾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當時，斯諾滿以為可以找機會會見一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及蘇維埃政權，「在一時樂觀主義情緒支配下，我接受了這個提議」。當他試探可否對蘇區進行訪問對，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訪問蘇區是不可能的。於是，斯諾只好回信給史密斯，「連一名『紅色』士兵都沒見過，要寫這樣一本書是不可能的。我想放棄整個計劃，因為看不到有訪問共區的可能性；雖然我已收集了許多歷史資料，但從未親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願意寫的」。1935年，倫敦《每日先驅報》也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題材表示了興趣，願意資助斯諾作旅行採訪，以獲得「關於紅色中國的真相」。此時，紅軍正在長征途中，行蹤不定，更加難以接近，斯諾無法進行採訪報道。

　　英美等國的新聞出版界其所以關注共產主義運動，關注遠東的中國，是因為它們想尋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為此時的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威脅國際和平，威脅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費正清指出的：西方納粹主義的德國和東方軍國主義的日本日益成為兇悍的而且是危險的敵人，國際社會希望成立反戰力量同盟。斯諾後來也一語中的地指出：「當時西方各列強出於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國能出現一個奇跡。它們幻想中國產生一個新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個運動能夠把日本拖進泥淖，使其不能進攻真正的目標——西方的各殖民地國家。」因為在當時，它們看到的中國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達到它們的目的的，而中共則早在1932年就宣佈對日作戰了。所以，它們迫切需要瞭解「紅色中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力量，經過長征，中央機關所在部隊已安全抵達陝北，與劉志丹部會師，鞏固發展了陝北根據地，三大主力即將會師。長期的被「圍剿」，外界不甚明瞭這支隊伍究竟是幹什麼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共產黨需要向全國人民闡明自己的主張；宣傳自己關於國家、民族出路的思考與政策、綱領與主張。共產黨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來達到宣傳的目的，讓全國民眾認識共產黨，認識國民黨不抵抗的內戰政策。在紅軍出師東征，要求到前線去抗日受阻後，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回師通電後，更覺應借助外界宣傳渠道，介紹共產黨及其政策和主張。於是設想邀請一兩個對中國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賴的外國記者到蘇區訪問，以便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蘇區的真相告訴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消息，很快從進步學生那裡傳到斯諾耳朵裡。斯諾立即被吸引住了。他開始積極行動，要尋找進入陝北蘇區的途徑。他從1934年起一直在尋找去蘇區瞭解共產黨地區的機會，現在機會來了。紅軍已與東北軍、西北軍達成秘密停火協議，建立了局部統一戰線。這樣，通往蘇區的道路封鎖狀況有所鬆動了。斯諾感到「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一個曾在斯諾家中參加籌劃「一二·九」運動的戴維（實際上是中共北平地下黨員柯慶施，建國後任過華東局書記，斯諾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表示願意給予幫助。

　　後來柯慶施離開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給斯諾寫了一封信，說訪問可以實現，請斯諾給予答覆並做好訪問準備。斯諾無法跟行蹤不定的柯慶施及時聯繫，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諾又得到確切消息：張學良和紅軍之間達成了停火協定，進入陝北紅色地區的可能性很大。斯諾急不可耐，沒等柯慶施的覆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慶齡、魯迅、史沫特萊，希望通過他們的幫助，聯繫好去陝北訪問的辦法，他一心要抓住這個機會。

　　真是無巧不成書，恰在此時，富有戲劇性的是：宋慶齡剛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請她協助選派一名西方記者和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到蘇區去。宋慶齡想到了斯諾，正好他自己找上門來了。宋慶齡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選定了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她把信息轉告地下黨組織，並作了具體安排。

　　斯諾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喜不勝喜。他把要去蘇區訪問的消息悄悄地告訴了《倫敦每日先驅報》。編輯部覆信表示熱情支持，並同意支付斯諾此行的全部費用；如能成功，將給予一筆數目可觀的獎金。「北美報紙聯盟」、《紐約太陽報》得知後也表示支持、給予資助。這樣，斯諾獲得足夠的經費去完成此行計劃，斯諾對能去蘇區訪問，並獲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動。他說：

　　「這徹底喚醒了我作為記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現代新聞史上曾有這樣難得的機會。」對蘇區的訪問，成為斯諾走向成功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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