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5)_學達書庫

一五

　　2.跨越盧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華北局負責人K·V（凱·維）先生（劉少奇的代號）授意戴維（柯慶施）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給毛澤東主席的介紹信，通過北方大學的教授徐冰（共產黨員）轉交給斯諾。徐教授告訴斯諾：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兒將有人護送你到陝北。斯諾立即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他內緊外松，找來能夠找到的各種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亂、鼠疫、麻疹、傷寒等），打上這些防疫針，以預防傳聞中說的糟糕的疾病纏繞，他還準備了一些常用藥品、生活用品及採訪用品（照相機、小攝影機、膠捲、筆記本），還有一枝用來自衛的勃朗寧手槍。一切準備就緒，整裝待發之際，他給在美國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漢斯寫了一封絕密信，告訴他們：「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紅色中國』會見毛澤東，我將在紅區旅行、拍照，寫我喜歡寫的東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鎖，到達目的地，這將是一個世界頭號新聞。」

　　斯諾踏上了訪問紅區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車，先南下鄭州，再轉車去西安。此時斯諾的心情十分複雜，即興奮又略帶些擔憂，此行前途未蔔。

　　「瞻望前程，我感到異常興奮。當我坐快車到西安去時，我意識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後來，他多次稱這次旅行是「跨越盧比康河」（在羅馬帝國時期的高盧之戰中，愷撒與龐培對峙于盧比康河兩岸，愷撒以弱對強，率軍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西方國家流傳下來後，成為成語故事）。

　　斯諾在上海尋求宋慶齡的幫助時，對訪問紅區就心存憂慮。因為曾多次有人想通過西安去紅區時受阻，他又能否成功？況且到保安去的這條路既長又是土匪出沒的地區；即使到了紅區後，一個外國人又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是否被當做間諜處置？等等。宋慶齡向他作了說明，旅程中將有周密的安排，會成功的；而且他的訪問報道將「對於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為之犧牲的事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雖然宋慶齡消除了斯諾的一些疑慮，但斯諾的擔心是有理由的。鐵路、公路沿線各站、卡都有軍警、特務監視，土匪在這一帶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區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紅區的道路又崎嶇漫長，食物粗礪，語言不通。這對於過慣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來說無疑是艱苦的，甚至是危險的。

　　斯諾坐在車上，心裡默默地想：「死亡可能會粗暴地打斷我的這一次調查」，「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同車坐在對面的一老者與一年輕人正談論著一個話題，即共產黨是否是土匪。那年輕人說道共產黨帶領農民造反，打富濟貧好，但消滅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財主不太好。那老者則認為相反，最好小聲點，不要讓別人聽見了。兩人一直爭論著。這使斯諾聯想起來了。那個與世隔絕的神秘之地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生活在那裡的被稱作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的工作、學習、戀愛、娛樂、穿衣與其他中國人是否不同？被國民黨重金懸賞捉拿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又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們是怎樣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他們為什麼能在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的嚴厲打擊下生存？他們能經得起國民黨的進一步「圍剿」嗎？他們的軍事和政治原則、政策如何？他們的前途如何？……一系列問題不斷閃現在斯諾的腦海。

　　斯諾在西安下車後，按預定地點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從上海出發的健壯結實、滿頭粗發、時年26歲的美國年輕醫生馬海德也來到招待所。在宿舍裡，他們說他們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學家，他們在等待另外的科學考察隊員。實際上，他們在等待接頭人。

　　幾天後，一個身體肥胖、口操英語、自稱姓王的牧師來到招待所，在服務台查看了旅客登記表，發現斯諾和馬海德都已住進招待所，甚為驚喜。於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語去拜訪斯諾與馬海德。見面第一句話就問道：「請問在北平的M·S認識否？」斯諾和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語對上了，雙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諾拿出印有英語詩句、蓋有騎縫章的半張明信片，馬海德拿出半張五英鎊的鈔票，王牧師拿出自己的半張明信片和半張鈔票，拼對完全吻合，雙方都會心地笑了。這位「王牧師」是中共地下黨派來西安協助斯諾、馬海德前往蘇區的聯絡員。因為王牧師（實為董健吾）一則與張學良關係特殊，他曾於2月中旬以「國民政府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身份到過西安，結識了張學良，並借張學良座機飛往延安。所以再由他與張學良聯繫方便些。二則他懂英語，以牧師身份出現，又便於和外國人接觸，可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王牧師」的出現不易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懷疑，由他充當聯絡員再也合適不過。

　　在近一個星期的時間裡，董健吾與蘇區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及劉鼎在一起研究行動計劃。他們原定陸路和空中通道兩個方案，認為坐飛機快捷，可借張學良座機。但經討論，認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標，一旦洩密會連累張學良，不如改坐汽車安全。最後決定走陸路，由劉鼎陪同護送出國統區。在這期間，王牧師每天抽時間與斯諾、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個小時，話題涉及個人、社會時局、共產黨的一些情況等。談話很投機，使斯諾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諾寫道：「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此後，斯諾與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著。斯諾一直惦記著「王牧師」，一談到西安之行，總是會心地微笑。而「王牧師」則盼著重逢，在與其子女的談話中時常提到斯諾。在斯諾最後一次訪問新中國時，他們未能見面，「王牧師」抱憾辭世。

　　行動方案決定後，「王牧師」通知斯諾、馬海德作好準備，並從張學良處借來一輛掛窗簾的汽車。清晨，他們以遊覽西安漢代古城「未央宮」遺跡為名，駛出西安城，來到城郊，與早已等候在那裡的鄧發、劉鼎會晤。斯諾見到一位身著東北軍軍服、皮膚黝黑的軍官，戴著一副墨鏡站在那裡。這位軍官走過來，劈頭蓋腦地問斯諾：你不認識我了？我就是鄧發。他伸出像鐵爪似的雙手緊緊握住斯諾的手，使斯諾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諾立即想起來了，「這就是共產黨的特工頭？！」鄧發代表黨中央對斯諾不辭勞苦和風險前往蘇區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表示將給予一切方便和幫助，要什麼給什麼。斯諾問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記，你會給嗎？鄧發爽朗地回答：「當然可以。」後來斯諾如願以償。

　　寒暄過後，鄧發給斯諾和馬海德發了特別通行證，並安排他們立即換乘一輛東北軍的道奇卡車，由劉鼎陪同，向「偉大的『未知之地』進發」。卡車在西北黃土高原上奔馳，沿咸（陽）—榆（林）公路那雨後泥濘的路面顛簸而行。斯諾和馬海德被藏在軍車廂內的被服裡，以防被沿途的國民黨哨卡、特務發現。車行一小時，穿過渭河谷地；中午時分駛過秦始皇墓地——驪山；入暮打烊，車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時的延安還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過了延安，走出東北軍防區的最後一個哨所，斯諾和馬海德在一段荒無人煙的地段下了車，開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總算平安地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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