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3)_學達書庫

一三

　　經過兩年的「學術加新聞」的生活，斯諾從宋慶齡和魯迅那裡開始認識中國，從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中看到了「健康的騷動」與活躍的中國，同時也找到了另一支充滿生氣和希望的力量。斯諾成為了這些中國人的同盟者，「我們站在愛國青年一邊，我們認為我們同中國青年是一類人」，海倫如是說。斯諾則說：「當一位為你所愛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時，你是不可以袖手旁觀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

　　日本侵略者佔據滿洲、入侵熱河、覬覦華北，蠶食鯨吞，咄咄逼人。與此相反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與日本政府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淞滬協定》；還準備適應日本的要求，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政府而設立所謂「政務委員會」，實行「自治」。國際聯盟則熟視無睹，甚至採取綏靖政策，助紂為虐。中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靠政府而政府實行不抵抗主義政策；靠國際聯盟更無望，那是將命運從一個強盜手裡轉交另一些強盜，中國將怎樣？不甘做亡國奴的人們再也坐不住了，積蓄已久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反侵略力量終於匯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怒潮，發動了一場反侵略的愛國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

　　斯諾與海倫直接介入了這場運動，自始至終置身於中國社會這場時代的洪流之中，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第一個貢獻。可以說，他倆在這場運動中起了「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的作用。面對在中國國內外的法西斯勢力日益囂張，斯諾與中國青年愛國者一樣，常常自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中國駐守河北的第二十九路軍將領宋哲元在日本的威脅恫嚇和南京政府的指示下，準備向日本屈服，建立適應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為日本控制的第二個「滿洲國」。所有的有關消息，中文報紙不允許登載，而斯諾和其他西方記者卻能設法避開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把消息發到歐美去。愛國青年學生風聞此事後，便向斯諾探聽此事是否確實。燕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張兆麟與王汝梅（黃華）、陳伯翰等進步學生來到斯諾的家裡，證實確有其事後，他們共同商討對策。斯諾夫婦給學生領袖們出謀劃策給他們以鼓勵：「十七年前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不是拯救了中國嗎？如果你們青年依然活躍，再來一次，全國人民將奮起而支持你們。」

　　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很贊成斯諾的想法，而斯諾則答應他們，如果學生起來示威，他將發動其他西方記者到現場去採訪，並予以充分報道，把消息傳遍全中國，傳向世界，並建議運動發起時間最遲不超過10日。他們商定在12月10日前發起抵制性的示威運動，給中國政府當局和日本侵略者施加壓力。斯諾的家自然成了「一二·九」運動的秘密籌劃地。起事前一天晚上，斯諾和海倫連夜趕抄學生們所提出要求的譯文：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結束內戰，團結各黨派一致抗日救國，動員和訓練群眾；給人民民主、結社和出版、言論自由等。同時起草並打印給宋慶齡的求援信和發往外國報紙的新聞稿。

　　12月9日，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愛國示威遊行。他們高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打倒偽獨立運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散發宣傳品，衝破軍警與警察的阻攔。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的側旁，有一群外國記者跟蹤採訪。他們是斯諾和海倫事先約來的英、美等國駐華記者，有合眾社的麥克·費希爾，美聯社的吉米·懷特、《泰晤士報》的C·M·麥克唐納、《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弗蘭克·斯馬瑟斯。中國警察意料不到還有西方記者也在隊伍裡。記者們一邊拍照，一邊跟著喊口號，海倫對著警察叫喊著，「巡警站到學生一邊去」。採訪記者和攝影記者一起圍攏上來時，警察原準備對遊行示威者開槍，現只好對空放槍，以免引起外事糾紛。

　　斯諾把所目睹的一切都拍攝下來了，當天就向美國《紐約太陽報》發出專電，成了獨家新聞：「中國又一次五四運動」。其連續報道在英美報刊上均以頭版刊登，並配以醒目的標題。斯諾那真實、生動、公正的報道，像閃電劃破漆黑、寂靜的萬里長空，衝破中國當局的新聞封鎖；把中國愛國學生英勇鬥爭的消息傳遍世界，引起了全世界進步學生和青年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以致世界學生聯合會（總部在巴黎）發起、組織「世界援助中國學生周」活動。斯諾和其他記者的連續報道，使中國國內的一些中英文報紙、刊物也無視中國當局的新聞禁令，搶發消息。新聞輿論的傳播在短短的幾天之內，使全國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學生聞訊行動起來了，愛國示威運動席捲全國。一周後，北京第二次、第三次示威運動展開。之後，青年學生們組成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農村、工廠，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全國社會各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掀起高潮。

　　斯諾的家又成了愛國學生們的避難所，示威運動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為躲避當局的追捕，一些學生來到斯諾家。斯諾夫婦給予他們極大方便，並設法使他們離開北京，或是把他們打扮成乞丐，或是幫他們裝扮成商人，以通過哨卡。

　　斯諾來到中國八年來，第一次看到舉國上下，群情激憤，億萬同胞，熱血沸騰，奮起抗爭，發出怒吼。他看到在遊行隊伍中有「中國的店主、家庭婦女、工匠、和尚、教師和商人，他們在街上向學生喝彩，人力車夫喊著口號：『打倒偽獨立運動！捉拿賣國賊！』甚至有些警察同示威者一齊高喊口號。」當示威學生用血肉之軀衝擊西直門時，斯諾見一位清華大學女生——陸璀勇敢地沖向城門，而被憲兵毒打並逮捕，便悄然上前去對她進行現場採訪。他問她為什麼要遊行示威，能否達到目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相信人民大眾，只要把人民大眾喚醒起來，中國就不會亡……」斯諾迅即被警察拉開，他們要把陸璀帶走，他和其他幾位記者以保護人權的名義向警察提出抗議。後來陸璀被釋放，到斯諾家養傷一個多星期，斯諾親自掩護她離開了北京。斯諾後來寫道：「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知識青年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勇氣，情景振奮人心。」

　　經過「一二·九」運動的洗禮，斯諾又增強了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使他「從中國青年人的政治膽識中懂得，歷史實際上是可以改變的」。同時，斯諾自己也認為，「這種經歷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識青年完全喪失了對一個政權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個要素」。「學生抗議運動是結束中國不抵抗政策的開端」。斯諾後來評論道：「國民黨在這個國難時期沒能起一點指導和鼓舞作用，這是極大的失敗，使它自己成了悲觀、停滯和鎮壓的象徵。在以後具有決定性的年代裡，這種情況把數以百計的最能幹的、最愛國的青年男女驅趕到成為中國最後希望的共產黨的旗幟周圍。」

　　對於學生運動，「學究式的歷史學家是漫不經心的」，斯諾卻為此傾注熱情，給以幫助和支持。正因為如此，南京政府對斯諾的所作所為不滿，第一次吊銷了斯諾的外國記者特許證，好幾個月內，斯諾只能通過別的途徑來保持對外報道工作的繼續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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