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2)_學達書庫

一二

　　該文記述了旅途所見，評述荷、英帝國主義的衰敗及在東方影響的下降；而日本卻在亞洲崛起，並滲透遠東各國。斯諾收到《郵報》主編的長達六頁的信比收到一張支票還興奮。洛裡默親自審閱了斯諾的文章，並欣賞斯諾的才能，要求斯諾繼續為《郵報》撰稿。斯諾發出文章幾個月了，沒有反響而早把它忘了，沒想到《郵報》採用了，而且稿酬那樣豐厚，還可以與《郵報》建立合作關係。這裡有海倫的一份功勞。

　　當時斯諾準備將文章寄往《紐約先驅論壇報》，海倫勸他不要總往固定的報社投稿，試一試投向保守的《郵報》，結果成功了。《郵報》此時也想擴大自己的影響，也想有來自海外的報道，以吸引更多的讀者。此後，斯諾定期向《郵報》寫報道文章，在40年代還成為該報的副主編。正是《郵報》的優惠條件，支付斯諾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費，斯諾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諾在為《郵報》工作期間，累計得到的費用大約有25萬美元。

　　斯諾雖然失去了新聞統一協會的工作，但在跑馬場贏來的錢加上《郵報》的稿費，足以維持夫婦倆一年的生活費用。加上斯諾又為《倫敦每日先驅報》、《紐約太陽報》等多家刊物撰稿，經濟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諾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學的海澱區軍機處八號租了一棟別墅。房東是一位燕京大學畢業、信仰基督教的中國銀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築，還帶有一個一英畝的花園和一個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裡的窗口邊可以觀看頤和園和西山的美麗景色。因為斯諾與房主相識，房租的價格也低得出乎他們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這附近是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園，居住的多是些中國學生、教授和外籍學生、教師。這些人在一起構成了一種學術氛圍，加上環境優美、靜謐，是一個學習、讀書、研究、寫作的好去處。中國人優美的北京話，也是斯諾學中文的理想語言環境。斯諾夫婦自得其樂，過著悠閒的生活。

　　1934年春，斯諾被聘為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燕京大學校刊》報道：2月9日，燕大教職員交際委員會在臨湖軒設茗招待新聞系和社會系新到教員。其中有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雪·思諾」。斯諾對這個漢譯名不滿意，自己給換上一名字「施樂」，取意「好施樂善」。並特意到前門大街「億昌圖章店」刻上一枚隸書方章　。在中國時他一直使用這個名字。

　　燕京大學新聞系教員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國的通訊社駐華記者兼任的。斯諾講授的是選修課「新聞特寫」和「旅遊通訊」。他給學生的印象是一個有實際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又是一個謙虛好學的有學問的教師；他性情溫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學者的穩重態度。蕭乾、張文定等回憶道：

　　「他第一天上課，講話就很別致。他說他不是來教的，而是來學的；說中國是世界上一個充滿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學的東西太多了。他上課仿佛不是在講學，而是在和學生談心。他喜歡詢問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善於運用啟發式教育。」學生們在斯諾身上看不到「教氣」，而是和藹可親。因而斯諾很快成為學生們的益友。像黃敬、龔澎、黃華、姚依林、龔普生、陳伯翰等成為斯諾家的常客。斯諾利用自己是美國人的特殊條件，收藏了許多被國民黨政府規定的禁書。斯諾發現在中國「1928年以後，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文學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許多學生甚至因為藏有《戰爭與和平》等書而被捕。

　　禁書擴大到德萊塞、肖伯納、考德威爾等一長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諾擁有的政府禁書中，有蘇聯小說，有反映中國紅軍的小冊子，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這為進步的中國青年學生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學生們爭相閱讀，其中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就是受青睞的作品之一。斯諾與他們一起交談，他經常向學生們披露那些被國民黨封鎖了的國內外消息；與學生們共同關心中華民族危亡、國家存毀的問題。斯諾的家被學生們稱作是一個「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的窗口」。斯諾感覺到「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一股激進主義浪潮乃在那裡翻滾」。

　　這位美國新聞學教師有機會接觸中國的愛國進步青年，而這些青年則把斯諾作為良師益友。他在教學上循循善誘，特別注重新聞原則與方法的教學。他告誡學生無論是寫報告文學還是新聞特寫，都要求真求實，不受成見或偏見的干擾；在掌握事實以前不可先有定論；調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聽途說，必須實地採訪；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勇於提出有事實依據的看法。歸結起來，就是堅持做到：保持冷靜的頭腦，不畏強權，不抱偏見，一心求真。在課外寫作實踐中，他還給學生以具體指導。斯諾自己是這樣教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任教期間，斯諾既當教師又當學生。他直接接觸學生，考察了中國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的生活與思想，尤其為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熱情所感染。他們不滿社會現狀，艱難抗爭、挑戰的勇氣，使斯諾看到中國的希望並為之欣慰。他說：「使我感興趣的主要是人，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在想什麼？說什麼？他們是如何生活？」斯諾堅持學習中文，就是為了能夠徹底瞭解中國，能夠直接閱讀文字，直接與中國人交流思想。

　　斯諾在遊歷、採訪中遇到的難以理解的問題，面對活生生的現實，他要從理性方面去尋找合理的解釋，和正確的答案。他像一塊幹海綿投入燕京大學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去吸收知識海洋中的信息。他廣泛閱讀有關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籍，搜尋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資料。儘管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資料是極其零碎、不準確的，但他要探尋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產生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

　　在斯諾潛心探索時，在燕京大學內有一部分師生認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能夠救中國。有的教授甚至公開誇耀墨索里尼的青年運動，讚揚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法西斯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它能不能救中國，蔣介石政府會將中國引向法西斯主義嗎？斯諾又仔細地研讀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關法西斯主義的資料，並與師生們展開討論，還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講。海倫幫助斯諾散發了許多反法西斯的資料。她說：「我們痛恨納粹的一切，我和斯諾認為，北京應成立一個反法西斯的組織。」

　　後來，斯諾說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瘋狂叫囂，使我成為一個徹底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之間，我的同情是在共產主義一邊的，我的同情共產主義，與其說是愛她的朋友，不如說是憎惡她的敵人。」針對國民黨政府封鎖新聞、鉗制思想、迫害青年進步學生和愛國人士的行為，斯諾寫了《中國的新聞檢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運動與複孔，只是為著把中國人民的思想納入南京統治者規定的軌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寫的書和讚揚法西斯主義的書卻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禁止閱讀甚至燒毀大批進步書籍。法西斯獨裁專制對中國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識界的反抗。我堅信：人有權獲得均等機會、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從社會的最大意義上講，個人自由不一定與民主政治形式發生矛盾。正因為斯諾有這種思想傾向，他直接參與和支持了青年學生抗日反蔣的「一二·九」運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