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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海倫與斯諾之間的愛慕之情悄悄產生了。在斯諾患病住院期間,海倫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斯諾感受了愛的溫情。一次,他們在北風蕭蕭的黃埔江畔散步時,斯諾正式向海倫求婚,海倫同意了。於是他們商定在1932年的聖誕節結婚。宋慶齡為他們舉行慶宴,在家中設廣東菜家宴,並送給他們一個咖啡壺以示祝賀。按海倫的要求,婚禮儀式要在日本東京的美國駐日大使館舉行,然後去南洋作蜜月旅行。因為海倫認為當時的中國衛生太差,而日本好些,城市也漂亮些,再則想去日本看一看。當他們趕到大使館時,只差幾分鐘就要閉館了。婚禮儀式很簡單,由斯諾在上海時的朋友當時的駐日使館人員約翰·阿利亞森安排並充當男儐相。

  蜜月旅行從日本到臺灣、婆羅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諸島、新加坡,再回到中國,沿中國海岸各港口停停走走。他們還特地去了孫中山先生的出生地——香山,他們考察了旅美華僑的故鄉。最後他們去了北平。旅途中,他們讀書、討論、暢想,採訪報道新聞。在香港正好遇上肖伯納來港講學,他們拜訪了他,並聽了他的演講。

  蜜月過後,斯諾攜新娘去北平。當時統一新聞協會駐北平代表愛德華·亨特已前往歐洲,於是協會決定由斯諾前往北平接替其職位。1933年3月,斯諾到北平赴任。他們在煤渣胡同21號租了一幢房子住下來。他們在這個美麗的故都生活了五年。斯諾筆下的北平城是:「亞洲最壯麗、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個具有差不多三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內王城有著若干寬敞之美,有著玫瑰色牆壁的古宮殿建築,給人以一種古代風習感。」「它不同於上海,北平及其郊區是完全由中國人管理的,只有東交民巷例外。」

  而這裡的外國人也「不同於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大多數都對中國具有研究者或學者的興趣。在那裡,純粹是為了賺錢的人是比較少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也得學習中文,因為走出東交民巷,歐洲語言就很難通用了。」上海有的是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十裡洋場;而北京有的是奇珍異寶的古董鋪和富麗堂皇的宮殿。在北平城裡住著的是退職的官僚和退役的軍人,還有學者、僧人、古董商人、人力車夫和富於反抗精神的學生。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主要是從事教育、藝術、外交和新聞事業的工作者。

  斯諾夫婦安家北京後,開始了他自己認為的「介於新聞與學術之間」的生活。有時外出採訪。為統一新聞協會寫新聞報道,而更多的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為斯諾提供了世界政治、經濟鬥爭的許多現實材料。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書刊報紙,有中國的、美國的、日本的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涉及到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歷史等各個方面。而這些材料全都是用英文寫就的第二手材料。這些二手材料是通過剪接的,並且是帶傾向觀點的,使斯諾感到不全面而不太可靠,不能客觀地反映現實問題。為此,斯諾得想辦法去接觸第一手資料。

  在中國住了50年的老「中國通」、漢學家——L·C·阿林頓對斯諾說:

  「斯諾,如果你想要瞭解中國,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精通她的語言。」而在當時,外國人學中文是件稀罕事。來到中國的外國人自視高貴,看不起中國人,也貶低中國文字,甚至認為「學習中文會傷害大腦神經,那些極少數懂得中文的外國人,會被看作怪物,背後遭到人們的譏笑」。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不顧譏笑,斯諾毅然接受了漢學家阿林頓的忠告,開始學習中文。只有學會中文,才能直接去與中國人交流,深入內部去探索中國社會,完整而確切地、不帶偏見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對中國問題的發言權。

  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尤其是印歐語系的人,要學好漢語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漢字是方塊字,讀音有聲母、韻母,語言聲調有「陰、陽、上、去」四聲;有文言文和白話文,同音詞、近義、同義詞;還有地方方言。書寫工具有「文房四寶」,當然此時亦可用現代的筆。斯諾迎難而上,在阿林頓的鼓勵下,拜一位滿族老師為師,認認真真地學起來了。

  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斯諾也確實感到中國語言比較難學,「我沒有語言方面的天資,而歐洲語言對於學習中文又無幫助。在失望與忍耐的交織中,大部分得力於我的滿族老教師的指導。我終於學到了足以應用的國語,使得我得以在簡單的交談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瞭解別人的意思」。

  斯諾學習中文時斷時續,是在工作之餘進行的,可他越學越有興趣了,他說:「我給精細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學會了近1500個漢字,他自己認為:「這已使我能夠閱讀一些白話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個『瞎子』了。」

  正當斯諾學習中文剛入門了的時候,他失業了。由於整個美國經濟的大蕭條,統一新聞協會的財政吃緊,斯諾到北京後的第二個月,他的薪水就被減少了,到年底他就被辭退了。斯諾在經濟上遇到了困難,固定收入來源沒了,只有給《紐約太陽報》的專欄週報投稿的微薄收入,而這僅夠付房租。斯諾被迫為生計奔波,他向《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日報》等大報社寫求職信,均未能如願受聘。此時,一位朋友給他介紹了一份報酬可觀的工作:為美聯社做一名跑日常新聞的駐華記者。工作要求是24小時坐在電話機旁,事無巨細,均要報道,而且一定要搶在別的新聞報道發出之前,並且不得在別的報刊上發文章。收入可觀,可限制太嚴,斯諾不喜歡這種性質的工作,太限制個人的自由了。他喜歡「隨意進行閱讀和研究,在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中發現新聞」的學術加新聞式的生活。

  現實是嚴峻的,沒有工作,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起碼的生計都成為問題。斯諾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準備孤注一擲。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存款從銀行取了出來,準備到跑馬場去賭一把,如果贏了一把,那他就不去美聯社;如果輸了,那就只得老老實實為美聯社工作了。海倫忐忑不安地跟在斯諾身後往跑馬場走去。隨著發令槍聲「砰」的一響,比賽開始了,在兩輪賽馬中,斯諾下注的馬跑在第一位;幸運之神又像1928年在股市一樣降臨了,斯諾奇跡般地贏了1000多美元。斯諾興奮地大叫起來了,「啊哈!美聯社,我們拜拜了」。海倫拉著斯諾的手離開了跑馬場,她要求斯諾「只要你不再去跑馬場這樣的地方,我寧願餓肚子都行」。他們來到餐館飽食一頓,回到家裡安心於「新聞加學術」的生活。

  真是好事成雙,沒過幾天,斯諾又意外地收到一封被耽擱了一個月的由美國保守的《星期六晚郵報》寄來的信。信封開了一個小口,他倆開始以為是一份廣告,斯諾問海倫:「是你訂了郵報嗎?」海倫感到莫名其妙。打開一看,竟是一張支票。他倆「對上蒼的開恩感到誠惶誠恐」,這是怎麼回事呢?「肯定是搞錯了」,可能是打字錯誤,把75或是7.5寫成了750美元。他們趕緊坐上黃包車去銀行兌現,看看是不是搞錯了。結果沒錯,這支票是750美元,而且是給斯諾的。隔了幾天,斯諾又收到《星期六晚郵報》主編喬治·霍勒斯·洛裡默的一封信,信中對支票一事作了說明。原來是《郵報》付給斯諾的稿酬,《郵報》採用了斯諾的遊記式的長文《西方威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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