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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魯迅先生對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朋友提供了很多幫助,既贏得了尊敬更獲得了友誼。斯諾則深受魯迅的影響。魯迅先生對斯諾說:「要思索,要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到千千萬萬毫無生氣的村莊去走一走,先拜訪那些將軍,再看看他們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頭腦,觀察當前實際存在的事物。要為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工作。但是要永遠思考和研究。」後來,斯諾按照魯迅先生的教導,潛心研究中國社會,過了兩三年的「學術加新聞」的生活,深入瞭解中國的社會實際,從而真正認識中國及其人民,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隨著認識的加深,斯諾越發為中國所吸引。

  斯諾在編譯《活的中國》的過程中,自始至終得到魯迅的熱情關心和指導。在上海時,他們多次見面交談,就翻譯中的問題請教魯迅先生,瞭解魯迅寫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對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譯《阿Q正傳》時,斯諾問道:「既然國民黨已進行第二次革命了,難道你認為現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魯迅大笑道:「更壞,他們現在正管理著國家哩。」又問:「你認為俄國的政府形式更加適合中國嗎?」答曰:「我不瞭解蘇聯的情況,但我讀過很多關於革命前的俄國情況的東西,它同中國的情況有某些類似之點。沒有疑問,我們可以向蘇聯學習。此外,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對中國來說,只有一種革命——中國的革命。我們也要向我們的歷史學習。」

  後來斯諾移居北京,但仍與魯迅保持書信往來,通過頻繁的書信就教於魯迅。在信中不僅交流翻譯中的問題,而且對社會問題、思想問題、政治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兩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共鳴。在魯迅先生的日記中多處記載著他們交往的情節,他評價斯諾是幾個外國人中「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在編譯《活的中國》的過程中,斯諾從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看到了「中國新的社會文化運動充滿著生機,大規模的清洗運動絲毫無損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在逮捕、拷打、監禁以至死亡的威脅下,新生事物仍然層出不窮。」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恐嚇、威脅,魯迅依然揭露和抨擊社會的罪惡,新文藝運動在刀叢劍樹中發展。「這個國家對內對外的鬥爭,迫使它在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來代替舊的文化。千百年來視為正統的、正常的、天經地義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從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棄;而新的領域在時間、空間方面開拓出來了。到處都沸騰著健康的騷動,孕育著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由此,斯諾預言:「它將使亞洲東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大為改觀。」

  斯諾從魯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特拉斯萊·約翰遜讚揚《活的中國》一書,並提到南京方面對斯諾的一些文章不滿時,斯諾的回答是:「由於我曾努力試圖理解我看到的周圍發生的許多難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國》一書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識,窺視到他們生活中的悲劇和勇氣」,「在編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知道了許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當局不再對我客氣了。」他告訴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認為我是溫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內容的影響而產生共鳴。」

  斯諾對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探尋,開始觸摸到時代的脈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國文化思想革命的內容與前景,預感到中國社會將發生的潮流趨勢。

  正是在宋慶齡、魯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響下,斯諾開始關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從此斯諾又在他們的引導下接觸共產黨人,更深層次地瞭解中國,真正為中國所吸引。使斯諾感到遺憾的是,魯迅先生在《活的中國》出版前夕,於1936年10月19日與世長辭了,一顆偉大而倔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斯諾特約姚克一起參加了魯迅先生的追悼會,姚克代表他倆寫了挽聯:「譯著尚未成書,驚聞殞星,中國何人領呐喊;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

  3.在激流之中

  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西方社會動盪不安,連續不斷的經濟危機浪潮席捲歐美日各國。為擺脫危機,轉移國內人民視線,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政爭迭起,殖民擴張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為西方各國轉嫁經濟危機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國忙於解決內部事物之際入侵中國,它吞併東北,炮轟上海,裹挾熱河,蠶食華北。德國希特勒上臺,法西斯陰雲密布歐洲上空。中國內戰不已,軍閥紛爭,民不聊生,匪盜猖獗。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思想界、輿論界、政治家都在思考著。為尋找出路,擺脫危機,走出困境,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兩種思潮和運動,即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運動,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與之對應的是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產主義浪潮。斯諾生逢其時,處於世界動盪的浪潮之中,身為記者,又處在浪峰之上。這個深受美國人民早期反殖民統治、爭取獨立統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薰陶,富有正義感的美國青年,將自己置身於災難重重的中國人民之中,悲傷其悲傷,快樂其快樂。

  此時的斯諾在個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遊歷印度、緬甸,患了嚴重的瘧疾和痢疾,回到中國時尚未痊癒,身體虛弱。旅途中被騾子踢了一腳,膝蓋腫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禍不單行,驚聞母親辭世使斯諾悲痛至極,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見母親最後一面。孤身一人闖蕩異國他鄉,不免感傷,情緒低落,心緒惆悵,雪上加霜,斯諾在精神上承受著重負。身心不愉快時,又遇上中國長江洪水成災的慘景,真是「秋風秋雨愁煞人」,斯諾非常懊喪。所有這些,給這個尋找「東方魅力」的年輕人潑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諾處於苦悶之中的時候,「丘比特」並未遺忘這個漂泊的遊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國遠洋輪「林肯」號送來了一位美麗的姑娘——海倫·福斯特。她身材修長,有一雙閃爍的藍眼睛,楚楚動人。她比斯諾小兩歲(1907年9月21日生),海倫出生于一個美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國一所大學的自然科學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師。海倫精力旺盛,好學善問,人們習慣稱她為「佩格」。她與斯諾一樣,喜愛文學,在少年時就有當作家的夢想。海倫是作為美國派來駐滬領事館的女秘書而到中國的。一到上海,領事館副領事就把斯諾介紹給她。他們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館相見,由此,斯諾一見鍾情。

  第一次見面,海倫就給斯諾一個驚喜。她把斯諾從亞洲發回到美國的報道文章剪貼收藏,並帶到中國來了。一見面,她就把它拿給斯諾看。這使斯諾感到莫大的安慰,對精神不振的斯諾來說猶如久旱遇甘霖,滋潤了心田。見到海倫,斯諾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種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這是斯諾離開堪薩斯城後第一次見到的這種女孩子。斯諾對海倫的第一句話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親。」海倫從故鄉來,使斯諾有他鄉遇知己的興奮之情,消除了孤獨寂寞和思鄉之情。兩人交往日益增多,經常一起漫步上海外灘,情意交融。但海倫不想過早結婚,她立志要在25歲前周遊世界,並出版一本書,而且只準備在中國呆一年時間。然而,她也與斯諾一樣,計劃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來了,並與斯諾結婚了,真叫「千里姻緣一線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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