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9)_學達書庫

九

　　遊歷中國見聞越多，斯諾越感到迷惑不解。他反復思考著，提出了大量的社會問題，歸結起來是：中國社會究竟怎麼了？中國人怎麼了，會怎樣？他用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理想的觀點來看中國，贊成孫中山的思想主張和革命，希望中國國家統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樂業，思想自由。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卻不能去實現它呢？斯諾的採訪總是帶著這些問題，刨根究底地訪問被採訪者，以尋求答案。

　　1933年底，《紐約先驅論壇報》週刊的編輯要求斯諾給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寫一個生動活潑的小傳。這給了斯諾認識宋慶齡的機會，斯諾想方設法去求見宋慶齡。要見宋慶齡比較困難，因為她的住所總處在國民黨的便衣特務和租界警察的警戒和監視之中。所以當宋慶齡同意會見時，她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靜安寺路的一家巧克力商店裡會面，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躲避監視。斯諾與宋慶齡共進午餐，一起喝茶，他們一直交談到吃晚飯時分。通過近一天的交談，斯諾感到對宋慶齡有所瞭解了，「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孫夫人這樣可以信任和愛戴的人」。自此以後，斯諾成為法國租界莫裡哀路宋慶齡住宅的常客，他從宋慶齡那裡得到了所需解答的問題的全部答案。

　　斯諾記述道：「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幫助我認識了國民黨的情況，認識了孫中山的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幫助我瞭解她自己的家庭，瞭解她為什麼在蔣介石的統治下拒絕同他們合作，以及其他許多無法從書本上瞭解到的事實。」當斯諾問到宋慶齡是否是一個基督教徒時，宋慶齡說，傳教的人已不認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為她不再去教堂做禮拜了。而教會卻認為蔣介石是基督教徒。宋慶齡講到這裡時，對蔣介石殺害進步人士的殘暴政策的悲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說：「顯而易見，他修讀聖經，還沒有讀到哥林多書那一節哩。」她憤慨地表示：「只要蔣介石是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者，我就決不參加到這個政府裡去；同樣，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孫先生還活著的話，他寧願和國民黨脫離關係，也不能讓他的名字用來當做封建軍閥統治的象徵。」

　　斯諾從宋慶齡那兒更多地瞭解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深層問題，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諾的第一位夫人海倫後來指出的，使斯諾感動的不是她的言辭，而是她的行動。宋慶齡支持一切反獨裁的人，只要國民黨左派在活動，她就站到他們一邊去。她愛護所有的革命者，營救過許多革命和進步的人士；對鄧演達、楊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參加、組織了中國國民黨行動委員會、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斯諾的第二位夫人洛伊絲·惠勒也說道：「斯諾對這位英勇的婦女極為敬佩。她不惜犧牲家庭關係和財富置身於革命這一邊。」

　　宋慶齡是斯諾在中國接觸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戰士，她鮮明的政治態度，毫不妥協的鬥爭精神，強烈地感染了斯諾。這也使斯諾深切地感到：「及時地認識了宋慶齡，使我能夠領悟到中國人民能夠徹底變革他們自己的國家，並且能夠迅速地提高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過宋慶齡的引導，斯諾才真正深入地瞭解中國社會，斯諾的思想觀念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明顯地向左轉了。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斯諾認識了中國的年輕左翼作家、藝術家和創造歷史的革命戰士，探尋到中國的活躍思想。與宋慶齡建立友誼，相互瞭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慶齡的介紹與幫助，他才獲得進入西北紅區的機會，作出醒世驚人的報道。

　　斯諾不再是一個所謂有「旅行癖」的美國青年或是一個單純的新聞記者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原則，使他對中國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他從社會學的角度，用歷史學家的眼光來觀察分析中國社會；他追隨著中華民族的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跡，尋找中國社會變化的「健康的騷動」。他從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尋找思想的光芒，關注中國當代的文學運動，從1931年起，在中國進步青年的幫助下，開始翻譯和研究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諾之所以要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首先是因為他感到：「任何對周圍環境略有感覺的人，都會想瞭解中國知識界的活動並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國人專門為西方讀者所撰寫的成百種『解釋』中國的書並未滿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對於中國現代文學，「重要的現代中國長篇小說一本也未譯過，短篇小說只譯了幾篇，不顯眼地刊登在一些壽命很短的或是讀者寥寥無幾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時期的白話文學迄今譯成英文的只是一鱗半爪」。再次，是因為斯諾要尋找「正在改造著中國人民思想的那種精神、物質和文化的力量。」他認為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藝創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這個領域裡。在這裡，「猶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嶺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國的心臟和頭腦，偶爾甚至能夠窺見它的靈魂」。

　　斯諾著手翻譯中國當代文藝作品，「是在會見了魯迅和林語堂之後，才決定由我本人來承擔這個任務的」。會見魯迅比見到宋慶齡還難，因為魯迅受到的不僅是監視，而且是更為嚴重的威脅恫嚇和暗殺。斯諾認識魯迅是通過東吳大學畢業的青年文學工作者姚克（莘農）秘密牽線搭橋實現的，他們約見在一個小雜貨鋪裡。結識魯迅後，姚克成為斯諾最初的搭檔，首先翻譯了魯迅的《呐喊》。後來，斯諾安家北京，姚克隨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蕭乾、楊剛（佚名女士）等幾個學生的幫助，還有斯諾的滿族中文私人老師的幫助。開始時，準備翻譯出版魯迅個人作品的集子，後來魯迅建議斯諾應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紹的。斯諾接受了魯迅的建議，對翻譯集作了些改變，前半部分仍為魯迅的《藥》、《一件小事》、《孔乙己》、《風箏》、《他媽的》、《離婚》等文章，後半部分則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叢文、蕭乾、郁達夫、張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幾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經過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譯集以《活的中國》為書名在美國出版了。

　　斯諾在書的扉頁上的獻辭中寫道：「獻給S·C·L·宋慶齡，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國』的卓越而光輝的象徵。」書中還有海倫·斯諾的《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文，以及斯諾自己撰寫的長篇編者序言性的導讀文章和《魯迅評傳》。為此，斯諾還特意向魯迅索取了一張照片刊於書中。

　　魯迅先生給斯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諾是第一個為他寫傳的人，他把魯迅比作高爾基、契訶夫。他評論魯迅是「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的勇敢領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優秀者之一」。斯諾還專門在《亞洲》週刊上撰文《魯迅——白話大師》，稱「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他的經歷典型地反映了民國初年知識界的動盪」，「別人會由於年齡增大而趨於老練，變得保守；魯迅卻隨著年齡的增長，不但在藝術上，而且在社會、政治方面都成了激進論者」。「伴隨著血洗街頭的恐怖，以及他對反動派本質的認識，最終使魯迅毅然轉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諾深深感觸到「魯迅那胸襟寬廣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滿腔熱情以及對周圍事物的敏銳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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