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8)_學達書庫

八

　　斯諾的出色而成功的報道，受到美國新聞界的讚賞，連英國人也大加賞識。1932年3月，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聘請斯諾為該報特約海外記者。

　　斯諾對抗日軍民讚賞時，卻對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和對內政策進行鞭笞。當長江流域發生水災時，斯諾進行了實地採訪報道，寫下了《中國的洪水始末記》。報道中寫道：「我記得小說《悲慘世界》裡一個人慢慢被活埋進流沙裡去的情景。但現在，這種可怕的走向死亡的過程，正發生在90萬中國人身上。這次打擊是在中國發生的一連串悲劇的頂點。」當他為洪災給中國人民造成災難而深表同情時，卻對國民政府的無所作為進行了批評：「蔣介石寧可耗費資財去同共產黨打仗，卻不援救洪水的犧牲者們。」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南京政府本來能有機會組織全國性抵抗，取信於民，但它還是什麼也不做，還是那麼沒骨氣」。

　　「『一·二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帶著政府官員逃到洛陽去了，諷刺性地令人想起1860年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時咸豐皇帝逃往熱河。但要是蔣增兵，中國本來可能會長期守住防線，但蔣介石想結束這場戰爭，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脅。」「不幸的是，當需要保衛國家的時候，南京政府卻把最能打仗的軍隊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內戰之中。」

　　斯諾在東方世界遊蕩了4年，對亞洲的東部以及南亞已有初步認識，他將在亞洲的旅行見聞和觀感彙集成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於1933年在美國出版。這部處女作融新聞性、報告文學和評論性於一體，並將作者的親歷記述於其中，使讀者有親臨其境的感覺，增強了可信度。這種體例的寫作方式在斯諾以後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完善，並成為他創作的基本色調。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廣為流傳。通過他的著作，人們可以直接瞭解所要知道的事情。

　　《遠東前線》向人們展示了亞洲的現狀，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記述了亞洲人民要求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統治的革命運動；日本的崛起和對亞洲的虎視眈眈；日本對中國的滲透、入侵，對歐美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排斥是西方勢力在中國的末日。

　　他對日軍的侵華所作的描寫是：「我看夠了。我的腦際裡印著一片恐怖和殘殺的景象……我看到成百個無辜（中國）百姓的痛苦、損失和死亡。他們無端被屠殺，事先什麼都不知道。」

　　「在東北，大批農民背井離鄉，無家可歸；大量財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毀壞殆盡。」「日本遠征軍踏著中國青年的血泊前進，這決不是什麼英雄。」

　　對日本侵略者的強詞奪理的鼓噪，他給予尖刻的諷刺，「早些時候，他們說，為保衛日本，必須佔領朝鮮；昨天他們說為了保衛關東租借地，必須佔領東北；那麼明天他們的理論將是：為了保衛熱河，必須佔領華北。這是何等美妙的帝國主義邏輯！按這些邏輯，英國在印度贏得了帝國，法國攫取了印度支那，下次又該瞧日本的了。」

　　斯諾還在《五十年對中國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對河北的佔領，歷史性地完結了中華帝國衰敗沒落的五十年週期。自1883年以來，中國迅速地喪失了近250萬平方英里土地，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國領土正在被歐洲列強與日本瓜分、統治著。這種肢解給中國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可怕的。中國至今還在為此付出代價。」

　　《遠東前線》的問世，也表明斯諾對中國的形勢有所認識，改變了對國民黨的看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鬥爭開始了研究。

　　剛踏上中國領土的斯諾，曾認為國民政府是中國走向民主、統一的象徵，寄予很大的期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中國社會瞭解的增加，通過遊歷華南沿海、沿鐵路線的採訪，斯諾感到原來的希望變成了失望。他得出結論是：

　　國民黨政府已成為一個沒有生命、沒有靈魂、沒有精神的軀殼；一個軍事獨裁者的私人幕府。國民黨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幟。「隨著蔣介石倒退到軍閥式統治，一連串的黨派紛爭和內戰蜂起，國家陷於分裂。南京政權和從前的『督軍政府』時代沒什麼兩樣，執掌大權的都是『蔣家王朝』的皇親國戚，人們給它取了一個綽號叫『清一色』，國民黨的正直的有識之士均被排斥在外」。「現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精神被玷污了」。

　　斯諾通過第二手材料，開始關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那時，他稱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為「農村共產主義運動」。他認為：「從1927年起，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的不斷發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共產黨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礎，在於它的主張符合人數眾多的無地農民和貧民的願望，」紅軍每到一地，總能贏得農民的支持。「共產主義在中國中部的進展，是歷史上最驚人的群眾運動之一。」但他同時又認為：「共產黨破壞了腐敗的舊社會殘餘，卻也破壞了不可數計的生命財產」，「農民運動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壞性的。」他評論道，「共產黨可能永遠不會變強大」，「中共在繼續發展時，城市知識分子對它的同情也在增長。但這一運動只有激情，並不具備足以團結和領導全國的能力、知識和政治組織。迄今為止，它的勝利可能只意味著暴民的政治的勝利。看來它缺少意識形態方面的背景和有素養的領導人。」最後，斯諾客觀地說道，這些情況是「極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

　　當時的美國人只注意對這位年輕的作者的處女作做文學上的評論，卻忽視其作品的實際內容的意義所在。斯諾看到了東方的世界的同時，也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局限性，以及殖民主義政策的反動性；而美國人則不樂意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懷疑。斯諾在思想上已開始與美國人產生了距離。

　　2.影響斯諾的中國人

　　「我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我對她懷有一種熱愛之情，同時也深深地為她悲哀。我在這裡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災難和苦痛，它們沉重地觸動了我的內心深處。也許我太年輕了，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難過已極，不能自製。在我看來，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堅強的中國人民理應得到比現在更好的對待。我相信，我們應盡一切力量來使他們重新恢復對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這個尋找「東方魅力」的美國青年從人道主義的同情出發，到從社會學角度來考察中國社會，從陷入苦難中的中國尋找到了正在興起的新興活力，並為這些真正的中國人所折服。斯諾發現了中國的希望之光，十九路軍的奮起，英勇地抗擊日本侵略者，體現了為西方人所理解的愛國主義精神。當他看到一位曾經相識而難以取悅的歌女在中國防線後抬擔架時，他得出了結論，中國被一種力量震動了。真正深刻影響斯諾的卻是宋慶齡和魯迅先生。斯諾公開承認，「宋慶齡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無知」，「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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