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6)_學達書庫

六

　　做一名久負盛名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駐外記者，對於像斯諾這樣的小夥子來說本是一個極好的機遇。斯諾答應考慮一下。可為此，斯諾度過了兩個不眠之夜，處於內心激烈的矛盾鬥爭中。如果同意，就意味著至少有好幾年時間不能離開上海，那麼遠足旅行又成為不可能的事。最後，斯諾忍痛割愛，選擇了自由旅行。他對密勒說：「我必須旅行，多學習，多感受，想辦法去深入瞭解情況。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沒辦法做到這一切了。」密勒顯得很不高興，甚至感到斯諾不識抬舉，密勒只好說：「今後二十年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將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依然丟不掉那種旅行癖，那你就去旅行吧。願你幸運。」有意思的是「老中國通」密勒的話後來都成為了現實，從1929年到1949年的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都是世界性的，斯諾在這20年中也是幸運的。

　　事隔不久，幸運之神再次降臨於斯諾。美國新聞界成立海外機構——統一新聞協會，它要物色一個駐遠東的遊歷記者，條件是未婚男青年。具體工作要求是為十二家大報紙提供消息，不必理會最新消息的報道，在亞洲各地自由遊歷時，碰巧在經過的地方發生了大事件，用電報發回消息就行了。斯諾具備條件，且正想遊歷各地，真是心想事成。當鮑威爾接到統一新聞協會的電報後，立即想到了斯諾。12月2日，協會回電同意，正式委任斯諾為遠東遊歷記者。斯諾的朋友愛德華·特利則成為統一新聞協會常駐北平的代表。作為遊歷記者這個職位的報酬不高，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旅費由協會支付。這個工作很合斯諾的心願，斯諾滿心歡喜地當上遊歷記者，直到1933年統一新聞協會解散為止。

　　1930年3月，斯諾離開了《密勒氏評論報》，也離開了上海，開始遊歷記者的生活。正好此時在上海他又不為西方人士所歡迎，原因是斯諾在《美國信使》上發表一篇文章《在上海的美國人》，抨擊了外國社團及其成員在中國的胡作非為，攻擊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揭露了他們的偽善面目和對中國財富的掠取。文章指出：「來這裡的國會議員認為上海是美國在中國影響的輝煌象徵，但我決不是這樣想。事實上，在這裡沒有人真正關心中美之間的相互瞭解，大家只知道忙著拼命掙錢。商人賣貨，傳教士兜售聖經；來冒險的、混飯吃的、尋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紛至遝來。就因為在這裡發財很容易，日子過得更舒服。」「熱鬧、嘈雜、光怪陸離的租界生活其實是最醜陋不堪的。」當時在中國的洋人大多數是舊秩序的維護者，斯諾卻是其中的一個叛逆者。斯諾受到在中國的西方人士的圍攻，從而使他在上海租界裡受到孤立。

　　斯諾在觀察分析問題時，不為那些過時的、植根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所帶來的偏見遮住視線。薩拉齊之行是斯諾一生中的覺醒之點，因為正是此行使他擺脫了殖民主義傳統觀念的影響，開始了對中國社會的真正認識。從樸素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喚醒了他內心情不自禁的巨大衝動，不再認為中國人是低劣的卑賤者，這正是斯諾與其同時代的「中國通」們的不同之處。正因為如此，才有他的超群脫俗之舉。

　　一直想旅行學習、觀察社會的斯諾，在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偏見的孤立時，趁此機會離開上海。他請求統一新聞協會派他去華南、東南亞和南亞作旅行採訪。

　　斯諾的請求得到了批准，月薪300美元。斯諾勾畫了旅行路線：從上海到臺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經雲南從陸路進入印度支那半島。

　　華南之行使斯諾進一步瞭解了國民黨政府。他在福州、廈門、汕頭各做短暫停留，耳聞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官員的劣跡：受賄、貪污腐敗、非法沒收老百姓的財產，不經審訊就實行監禁、執行死刑，鎮壓工會組織。到了廣州，斯諾的感觸就更深了。他曾為孫科送給他簽名照片而激動不已，對孫科鼓吹把廣州建成模範政府和現代化城市而興奮。可一接觸廣州的社會實際卻使斯諾大失所望。他從一個地方官員那裡瞭解到廣州不正當的收稅方式，稅收員由官員、商人、銀行家和歹徒組成，實行的是包稅制。「官員們甚至在糞便上貪污」，一個在廣州律師協會的美國人G·愛德華·萊昂也證實了確系如此這般。後來，斯諾作回顧評論說：「這些就是廣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在其後的歷次訪問中，我從來沒有發現情況有任何大的改變。」

　　進入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斯諾決定沿著當年馬可·波羅的腳印走到緬甸去。這400裡山路，對於一個業餘旅行者來說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當時，雲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馬車，要翻山越嶺就只有步行，在這條通道上常有土匪出沒。所以斯諾的這個旅程帶有很大的冒險性。然而斯諾全然不顧這些，他說：「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以及掌握難得的新聞材料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馬可·波羅遊記》的描述「激發起我的雄心」。

　　斯諾來到美國駐昆明領事哈理·史蒂文斯辦公室，受到領事的殷勤招待。斯諾在昆明呆了好幾個星期。他到處轉悠，見到了饑餓的兒童嚼著塗有鴉片汁的甘蔗；一個舊錫礦的童工由於缺乏勞動保護而導致砷中毒後的不堪入目的慘景；在外國老闆的剝削下，年工資不過20美元，一旦中毒的工人活不到三四年。住在城裡的人卻是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史蒂文斯極力反對斯諾的堂·吉訶德式的遠征，因為他不願意在其任職期間和管轄區內出現美國人被盜匪抓住砍頭的事故。一位中國政府食鹽專賣公司駐昆明的監督官員郭炳幹（譯音）也勸說斯諾不必冒險從事。但他們都未能阻攔斯諾的行動計劃。這位山東籍政府官員反而被斯諾的勇氣所打動，最後還資助了斯諾。他向斯諾還作了許諾，如果真的被盜匪抓住，他將設法把斯諾贖出來；並且還教會斯諾如何對付盜匪的注意事項。臨別時，郭炳幹還送給斯諾一盒高級進口香煙，打趣說道：「盜匪也喜歡抽香煙哩。」

　　恰好此時斯諾遇上了一位植物學家約瑟夫·F·羅克博士，博士也想找個伴去考察雲南的植物資源，於是兩人相約同行。經過一番準備，斯諾買來一匹馬，租了幾頭騾子，採購口糧，並買來一枝勃朗寧式自動手槍作自衛武器。他們上路了，兩星期後到達大理。按約定，斯諾與羅克在此分手。斯諾向緬甸進發，在途中不幸得了瘧疾，住在英國駐緬專員公館接受治療。緬甸姑娘——護士小姐給予他精心護理，使他迅速痊癒。之後他去了印度。

　　緬、印之行，使斯諾又一次體驗了冒險旅行的快樂，也使他增長了見識，進一步認識亞洲人民。斯諾逐漸形成了自己不同於美國人的思想觀點，表現出對亞洲人民的同情，對亞洲各國人民革命的理解，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憎惡。斯諾寫了大量的採訪報道，第一個向世界報道了緬甸的農民起義。報道中初步顯示了他敏銳的觀察力，他預見到英國殖民軍將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這場農民土地運動將以失敗告終。在越南的河內市，他見到了與中國上海一樣的情景，法國殖民主義者專橫跋扈，奴役被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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