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5)_學達書庫

五

　　4.中國鐵路沿線巡禮

　　1929年4月，鮑威爾給了斯諾一個新任務——沿中國鐵路線作旅行報道。鮑威爾是想讓歐美人來中國遊歷觀光，為國民政府樹形象：中國有羅曼蒂克的鐵路運輸線，有安全愉快的列車，可享樂美好而周到的旅遊服務。計劃是4月從上海到浙江杭州、寧波；5至6月，從上海至天津、東北和中朝邊界；7月從北平至綏遠，最後南下回上海。

　　斯諾欣然接受這個安排，最後花了四個月時間乘火車觀賞了中國各地的風景。他到沿線的城鎮、街道、農村遊覽，不斷向報社發回觀光報道。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孫科給他派來一位陪同人員——所謂「技術專家」，名為華盛頓·吳的中國人。一路上，斯諾發現此人是不學無術的無能之輩，是中國官場的無數食客之一。此人對火車、鐵路技術實際一竅不通，對風土人情也不感興趣，但貪財好色卻盡其能事。但斯諾卻因有此人同行而沾光了，座廂舒適豪華。斯諾報道了太湖上的美麗島嶼，湖岸濃郁的桑樹和美麗的花叢；揚州城裡的優雅的渡橋和馬可·波羅塑像，水道縱橫、遊船如梭、歌女成群的「東方威尼斯」——蘇州；南京的明代城牆，雄偉的紫金山、中山陵；孔、孟故里；北京的金色屋頂、大理石祭壇、青澄的牆屋、綠樹掩映的寺廟和宮殿、高大的刺槐，等等。斯諾的這些描述性報道被彙編成中國旅遊指南。

　　正是通過這次鐵路旅行，斯諾開始真正瞭解中國，在思想上產生了巨大震動。到內蒙古的薩拉齊之行，使斯諾震驚而終生難忘，也是斯諾思想變化中的一個轉折點。由此他認識了中國的一些令人悲傷的事情。他看到了中國的貧窮和苦難，看到了富麗堂皇的現代化小樓矗立在半洞穴的住房之間以及販賣婦女、兒童的猖獗；北方旱災中的災民無以為生，「一切生長中的東西，好像給新爆發的火山灰一掃而光一樣，甚至樹皮也被剝落殆盡，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門口的臺階上，快要失去知覺，這種景象到處可見。」

　　他看到了全裸的小孩，手臂細如小樹枝，由於吃了樹葉、樹皮充饑，肚皮鼓脹如球；年輕的婦女，瘦得像臘鴨一樣，她們沒有衣服可穿，乾癟的乳房像抽出了東西的紙袋一樣垂於胸前；死去的人占了全鎮人口的一半，死人被隨便掩埋在淺溝裡，很難找到有力氣的人去挖坑。「所見的景象是我有生以來所見到的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斯諾心情非常沉重地往回走。他帶走了所見到的那個小孩和姑娘，把他們送到救濟所去喝點粥。斯諾深知他不可能去救助所有的瀕臨死亡的人。他看到了高利貸者和投機商的趁火打劫，看到地方軍閥、官僚政客任意扣留救濟物資，饑荒和起義併發，官逼民反。斯諾同情貧苦的中國民眾的苦難遭遇，也開始懷疑國民黨政府的業績和效能。這也激發了斯諾全面而深入地去研究、認識中國，他說：「這是我一生中的覺醒點。」

　　東北之行，斯諾又注意到：「在滿洲的每一個日本人思想深處都有一種信念，即日本決不會停止行動，一直到它的太陽旗獨一無二地升在南部滿洲的每個角落。」通過沿鐵路線的考察，他看到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對立，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隸屬和相對獨立；救災物資被地方實力派和軍隊所佔用。斯諾感到：「這個國家遠不是統一的，並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開始。」

　　5.代理主編和遊歷記者

　　斯諾沿著鐵路考察，在停留北京稍作休整時，接到鮑威爾的電報，要求他立即回上海。當斯諾趕到上海時，鮑威爾已離去，只見指示信上清楚地交代，要斯諾在他離開報社期間代理主編，並兼顧《芝加哥論壇報》駐上海記者的工作任務。

　　此時的鮑威爾因《論壇報》的要求，前往東北採訪「中東路事件」。張學良所屬部隊因蔣介石指使準備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問題而引發中蘇爭端。隨著談判轉到莫斯科進行，鮑威爾隨之而去蘇聯。這樣一來斯諾代理主編好幾個月。斯諾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使命，並在業務上取得較大進步，報社的廣告業務也成倍增加。鮑威爾倍加賞識斯諾的才華，正式提升斯諾為副主編。由於兼任《芝加哥論壇報》記者，使他的名聲初步顯露出來，斯諾與此同時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也發表了長篇報道文章。他還向美國多家刊物投稿，如《堪薩斯城郵報》、《旅行》雜誌、《自由》雜誌等。斯諾一步步地拓展自己的領域，在新聞界開始立足了。

　　隨著斯諾在中國的時間一再延長，對中國的認識程度也逐步加深了，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方面發展。他帶著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體驗中國社會生活，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有的不十分準確，甚至是矛盾的。但此時，他和鮑威爾一樣對國民黨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時又認為國民黨要真心改變中國現狀的話，還要作長期的努力；國民黨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他甚至懷疑蔣介石本人的能力，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平庸的獨裁者」。

　　中國需要一個「有不盡力量源泉、注重實踐的理想主義者，他能將人民從肮髒和腐朽、貧窮和痛苦的全國性災難中解救出來；他能使自身免於腐敗、貪婪和無知」，並且反對違背民主的對孫中山的個人崇拜。「很顯然，許多政治家和軍閥經常利用和玷污這個名字（孫中山），其實他們絲毫也不贊同孫中山這個理想主義者的崇高道德標準」。可見，此時的斯諾把蔣介石與孫中山進行了對比，他推崇孫中山先生，而不怎麼喜歡蔣介石。他對國民黨的未來抱有希望，卻又不能十分肯定，因為他看到了國民黨有許多不足之處。

　　斯諾與鮑威爾都反對西方人士對中國人的社會歧視，他們在報上刊登文章，挖苦西方殖民分子的「種族」論調；對俱樂部、公園裡和外灘花園中西方人對華人的排斥、蔑視政策不滿，並給予批評。斯諾在北方電報大樓上下班時，經常發現當中國人想乘專供外國人使用的空閒電梯時，遭到拒絕。為此，斯諾在他代理主編期間發表了一篇社論，諷刺這種行為。結果「社論」引起了上海西方人社會階層的激烈爭論，大樓業主英國人及《字林西報》向斯諾發起了進攻，要求將《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趕出上海市。斯諾進行了還擊，英國人也被迫改變了原來的做法。但當租約期滿後，英國人拒絕將房子續租給《評論報》，迫使報社遷址。在這件事上，鮑威爾支持了斯諾的觀點。

　　斯諾逐步熟悉編輯工作，在業務上有了發展，他有春風得意的感覺，說自己是「一個美國大學生像流浪漢一樣在東方世界漫不經心地遊蕩」。此時的斯諾卻仍沒有忘卻他的「遊蕩夢」，他不願就這樣安定下來，他還是決定要去周遊世界，過獨立的自由自在式的生活。一次，《密勒氏評論報》創始人、「老中國通」——湯姆·密勒來找斯諾，想讓他來替代自己在《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駐亞洲首席記者之職，被斯諾婉言謝絕。密勒很喜歡斯諾，對斯諾的誠實、肯幹、好學甚是欣賞。他也常來報社指導斯諾工作，兩人交往甚密。此時，密勒打算受聘為國民黨政府的顧問，他已年屆七十，不想再為新聞奔波，以此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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