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4)_學達書庫

四

　　3.在「東方巴黎」

　　1928年7月6日，斯諾從日本搭船抵達中國上海口岸，來到了「東方巴黎」上海，踏上了東方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在斯諾的旅行日程表上，只在中國停留六個星期。然而，他卻被這「東方魅力」吸引住了，從此滯留在中國13年。不僅如此，即使離開中國後，他又三番五次回到中國，至死也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然而是什麼魅力使他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並且自稱中國為他的第二故鄉呢？

　　斯諾不遠萬里來到遠東，最初只是為了尋找自由自在的冒險生活，感受古老的東方文明。原只想在中國作短暫旅行，他自己也沒想到他會被中國吸引住，而且成為他生活的主要舞臺，成名之地。他更沒想到中國人是如此可愛，值得他花畢生的精力關注中國的事業與前途，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成為中國人民最真摯的朋友之一。宋慶齡女士在1960年對斯諾說：「您屬中國。」挽留他定居在新中國。

　　到達上海後，斯諾找到在四川路上的美國海軍青年會。住下來後，他帶著威廉斯的信，去找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的校友。斯諾拜見《密勒氏評論報》總編約翰·貝·鮑威爾，他是斯諾的密蘇裡老鄉，兩人見面自然親切。鮑威爾出生于農民家庭，大學畢業後曾留校任教，為人樸實友好，穿著隨便，有抽煙的嗜好。他辦事堅持自己的原則，喜歡獨立、自由，痛恨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都與斯諾極為相似，所以兩人有許多共同語言。這也是後來斯諾易於接受鮑威爾的觀點的基礎。

　　鮑威爾辦報的特點是發表自己想發表的東西，這又與該報的創始人湯姆士·弗·密勒相同；他不顧銀行家和任何外部壓力，不贊成帝國主義者的治外法權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國商會曾指控鮑威爾給「不法分子提供幫助」，損害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特權利益，從而要求鮑威爾辭職。鮑威爾則利用報社內部的選舉否定了商會的要求。同時，他聲稱他「無意」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些思想後來直接強化了斯諾的意識，這也成為斯諾後來從事新聞工作的原則性傾向。

　　當斯諾面見鮑威爾時，在交談中，鮑威爾直截了當地向斯諾表示，他目前急於找一個幫手，想開辦一個「新中國」欄目。他問斯諾是否想找工作。此時的斯諾手頭也正緊張，而且他還欠克萊勃的錢哩，他不僅要還這筆賬，還要賺足旅費，再繼續他原定的旅行計劃。斯諾告訴鮑威爾，他只準備在中國呆六個星期。鮑威爾問道：「為什麼你不在上海留下來，協助我出版《評論報》呢？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要出版一個特刊——《新中國》，我需要一個具有新見地的人替我編輯這個特刊。」斯諾答道：「但我對中國是毫無瞭解的，再說我預定只在中國逗留六個星期。」「雖然這裡有許多人並不熟悉中國，但是上海就是中國了。你在這裡住滿六個星期再走吧，到那時，我想你將喜愛上海，而留下來不走，」鮑威爾繼續勸說道。斯諾最終答應試一試，接受了廣告經理助理職位，開始了他的新聞記者、編輯的生涯。

　　斯諾走馬上任，與中國助手們一起工作。由於他曾做過廣告業務，所以工作起來還較順利，巧妙地處理好廣告業務。《密勒氏評論報》辦公地點位於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之間，租用的是英國人管理的北方電報大樓裡的房子。由於鮑威爾的反歐洲帝國主義傾向，得罪了一些人，此時，斯諾則利用其新來乍到和為人誠懇的特性，遊說各外國銀行和公司，使反對鮑威爾政治觀點的人也同意把廣告業務交給斯諾。這樣一來，報紙的廣告業務量大增，鮑威爾自然更加喜歡這位小夥子了。

　　為了瞭解中國，在工作之餘，斯諾在鮑威爾的藏書室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書籍。此外，他還專心致志地傾聽鮑威爾關於中國的介紹和預測性言論、觀點，使斯諾對中國有了初步的蒙矓印象。斯諾剛到上海時的第一印象是：貧困、落後、肮髒，人口擁擠。這個所謂中國最先進而又最富饒的港口城市卻是由外國人控制的。看到一個人拉著另一個人的黃包車，外國人的趾高氣揚，中國人的面黃饑瘦、忍氣吞聲、精神萎靡不振。這使斯諾大惑不解。現在通過閱讀和鮑威爾的介紹，斯諾發現了中國古代風習的意義，以及它向古老而年輕的中國展示出來的引人注目的矛盾；看到了古老而年輕的中國正在奮力以赴，以便在現代世界中佔有它的地位。斯諾感到「越是閱讀，就越是傾心而沉溺其中」。真還被鮑威爾言中了，斯諾逐漸迷上了上海，他被中國文明迷住了。

　　10月10日，是中國辛亥革命紀念日，鮑威爾和斯諾等人經過近三個月的籌備，趕在此時出版了200頁的增刊，介紹國民政府的建設業績，刊登了許多政府領導人的文章；編輯部也發表了評論文章，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進行預測，認為中國將在50年內走向繁榮。斯諾也發表了自己的文章，認為中國有點類似美國，有「一種把中國從泥濘中解救出來的精神」。

　　增刊如期出版，斯諾也在中國上海呆了近三個月，這已大大超出他原定日程期限了。可現在的斯諾卻決定再延長一段時間，繼續呆在中國，因為他開始喜歡上中國了。

　　斯諾接受了鮑威爾的聘請，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月薪180美元，使斯諾在經濟上有了保障，並獲得外出採訪的機會。斯諾樂得安於現狀，是因為此時在歐美各國正經歷著經濟危機，即使此時回到經濟蕭條的美國也難以找到工作。

　　斯諾的第一次外出採訪地是國民黨首府南京。此行留給他的第一感覺是不衛生。他住的旅館裡有臭蟲。當他向服務員交涉時，由於服務員聽不懂英語而鬧出了笑話。斯諾把身上被臭蟲叮咬的地方給她看時，她以為是說房間裡有蚊子，於是給他掛上了一頂蚊帳。這使斯諾哭笑不得。

　　南京之行，斯諾也頗感得意，一是他得到了一筆廣告業務，一是首次接觸到中國政府的一些要員，如蔣介石、宋子文、王正廷、孫科等人。這次採訪後，給斯諾的印象是：「中國正在變化，其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歷史上無法比擬的。」這也與鮑威爾給他灌輸的觀點有關，對國民政府抱著樂觀的態度。

　　斯諾從南京採訪歸來，此時發生了「濟南事件」。當時，國民黨軍隊北上討伐奉系軍閥張作霖，受阻于山東。日本人以保護日僑為由，向中國軍隊開槍，阻攔國民黨軍隊，並殺害前往交涉的中國官員蔡公時等人。日本人控制了山東的交通和貿易，不想讓英美勢力北上，打狗給主子看。此時國民政府交通部長想借助英美輿論以壓日本氣焰，邀請英國《字林西報》和美國人主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去作實地考察和報道。斯諾被派前往，他與英國記者艾爾·巴特森乘車北上，所到之處，交通癱瘓，貨物堆滿站台。當他們車至泰安時遭日軍扣留，經過抗議，24小時後方得允許續行。途中，斯諾登上了中國人崇尚的名山——泰山。有意思的是各地報紙連續幾天報道斯諾等人被日軍扣留的消息，鬧得滿城風雨，使得在美國的斯諾家人知道後為斯諾擔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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