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50)_學達書庫

五〇

　　胡佛和他的下屬機關長時間的扯皮使軍方終於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眾國際社記者告訴聯邦調查局，軍方將要散發一份3.3萬字的有關蘇聯間諜網的報告，而史沫特萊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喬治·艾斯特上校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散發了這份報告。報告是根據遠東麥克阿瑟總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編寫的，其中除了記述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戰時間諜組織向蘇聯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報以外，還提到佐爾格在日本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日大使館新聞參贊，尾崎秀實是中國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複那些已經眾所周知的30年代的事實，並沒有證實那些原來未能證實的關鍵問題。雖然如此，軍方的報告卻斷然宣告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

　　在同一天，美國各家報紙都在頭版新聞中把與佐爾格案件有關的史沫特萊作為充當「蘇聯間諜」的罪人大加譴責，還刊登了史沫特萊、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照片，把史沫特萊的照片擺在中央。

　　麥克阿瑟和威洛比為什麼敢於在證據不充足的情況下公開向史沫特萊發起攻擊？原來美國法律有「軍方人員在執行公務中免受指控」的條文。也就是說，即使軍人撒了謊，侵犯了對方的人身尊嚴，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他們才敢於如此膽大妄為。

　　史沫特萊非常憤怒，她在見報的當天就在紐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的律師O·約翰·羅格坐在她身旁。羅格是羅斯福總統任內的司法部副部長，是一位全國知名的勇於為維護公民自由作辯護的律師。史沫特萊激憤地否認強加於她的罪名，說自己既不是「蘇聯間諜」，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特工人員。麥克阿瑟的做法有著不可告人的邪惡的政治目的。她說：

　　「我是無罪的。麥克阿瑟將軍之所以敢於對我進行誣陷，是因為他有一項法律作保護，這項法律規定軍方人員不能被控謊言罪。因此，麥克阿瑟將軍其實是個小人和懦夫。我現在要對他說，請自動放棄法律的豁免權，然後我要控告你犯有誹謗罪！」

　　在史沫特萊的抗議和進步輿論的壓力下，加上聯邦調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證據，艾斯特只好承認，那個報告「有事實，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軍方被迫公開道歉，收回對史沫特萊的指控。當日《紐約時報》報道：

　　今晚軍方公開承認，發表關於在日本和中國的共產黨間諜之具有「哲學性」的報告，是「不合時宜」的，軍方沒有證據去佐證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女士曾是間諜網成員的斷言。艾斯特上校堅定地宣稱，「證據不在我們手裡時」就發表指控史沫特萊女士這樣的人物的聲明，實非軍方的政策。他強調他並不是說沒有關於史沫特萊女士的證據，只是說「發表報告時，證據不在我們手裡」。艾斯特上校說：「證據不在手裡而把人塗以柏油，貼上羽毛，加以懲罰，並非美國政府的政策。」

　　從這段報道中可以看出，軍方的所謂道歉態度曖昧，措詞閃爍，簡直是在玩文字遊戲。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離了職，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搜集證據以支持他的指控，結果出了一本極富煽動性的書，名叫《上海的陰謀》。並由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寫了一份特別報告，一直鬧到1951年，還是無法證明史沫特萊的間諜身份。

　　間諜案雖然看似劃上了句號，但美國國內的極右勢力仍然不讓史沫特萊有片刻的安靜。所謂「院（美國國務院）外援華（援蔣）派的人物，包括科爾伯格，曾是史沫特萊的朋友的弗雷達·厄特利，意識到蔣介石的地位已經無望，他們開始提出一個新口號：誰把中國丟掉了？不是蔣介石，這場戰爭不是蔣介石輸了，輸了這場戰爭的是美國；而使美國打輸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國國內有像史沫特萊那樣徹底的共產黨人，他們影響了公眾輿論，迫使國務院削弱了使蔣介石繼續掌權所必需的援助。於是霍華德報系的報紙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萊那樣的共產黨人的時候了。

　　聯邦調查局在送給中央情報局的報道中多次強調「據可靠的消息來源」，史沫特萊是個共產黨員。所謂可靠來源只有一個，就是國際專欄撰稿人惠特克·錢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聯邦調查局證實史沫特萊是共產黨員。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氣改變了，說得比較謹慎：我沒有材料說明她是共產黨員，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產黨的同情者。

　　史沫特萊的「罪名」雖然未能確立，但這場風波卻給她造成了難以估計的災難。她很快就發現一些跟她有過交往的人開始疏遠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發表，紐約的文藝界對她也冷淡了。她計劃在帕裡薩茲鎮附近一群退伍軍人的集會上演講，由於「恐赤病」的蔓延，有幾個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糾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講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議。演講雖然照常進行，但氣氛很緊張，聽眾的反應也沒有過去那麼熱烈了。

　　史沫特萊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響。她寫信給朋友說，她晚間不服安眠藥就睡不著覺，心臟病也犯了，總是疲憊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於史沫特萊的「罪名」，使為她提供住處的布魯克斯夫婦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干擾，史沫特萊去留兩難，處境十分困窘。斯尼登蘭丁村附近的退伍軍人美國軍團裡有一夥人散佈謠言，說史沫特萊半夜裡為停泊在哈德孫河上的蘇聯輪船發信號，說得繪聲繪影，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似的。聯邦調查局因此加緊了監視，史沫特萊出外時只得躲在布魯克斯汽車尾部的行李箱裡。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蘭丁村住下去了，為了不給朋友帶來麻煩，她決定離開這個地方。

　　史沫特萊回到紐約，打算找房子住下來。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有很多供學生使用的比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萊跑到那裡，想找一間合適的房子。一報姓名，房東們都說：「啊，你就是那位間諜案的當事人呀，要是被聯邦調查局盯上就麻煩了。這裡不能住，到別處去吧！」有的說得比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還是個作家，一天到晚貓在家裡，電也耗費得多。」她無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費，自己開夥做飯。

　　在這個旅店的小小的房間裡，史沫特萊與外界很少聯繫，過著獨自面壁的淒涼日子。幸而旅店距離石垣綾子家很近，石垣夫婦是在艱難的日子裡始終忠誠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們，就是埃德加·斯諾了。斯諾與他的妻子尼姆·韋爾斯長期分居以後離了婚。最近斯諾在斯尼登蘭丁村與年輕的女演員洛伊絲·惠勒舉行了婚禮。當時史沫特萊還沒有離開斯尼登蘭丁，老朋友的婚事幾乎是她一手操辦的。這是她在這段壓抑的日子裡惟一的一件稱心快事，現在，史沫特萊在經濟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個500美元的律師費，又給弟弟薩姆寄去了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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