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49)_學達書庫

四九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氣氛中，開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國人變得小心翼翼，疑慮重重；有頭腦的人也只好潛心閉嘴，避而不講真話；無知的人心安理得；壞心腸的人找機會就給競爭對手扣上一頂紅帽子。聯邦調查局屬下各機構都設有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他們像「抓蝨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踐踏蟻群那樣踐踏人們的自由。據說，被收入調查局微縮膠捲的調查資料，堆滿了華盛頓的六層大樓。主持這一系列「獵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參議員麥卡錫，他和他所操縱的極右報紙《反擊》成了製造白色恐怖的專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和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博士都在這場彌漫全國的反共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爾避暑地的萊克蘭湖畔，保羅·羅伯遜舉行了演唱會。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兒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聲渾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鵝絨般的嗓音。他謳歌對和平自由的嚮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趕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場所。羅伯遜走上街頭，到工人群眾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獻給民權維護會。萊克蘭湖畔的演唱會開始以前，三K黨沖進會場，把折疊椅堆起來放火焚燒，黑夜中烈焰沖天。三K党向聽眾擲石塊，狂叫要把人們統統殺死。事件自始至終，連個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這在鼓吹人權和民主的美國真是不可思議。此後，「皮克斯基爾事件」就成了美國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詞。歐文·拉鐵摩爾被《反擊》指名為「赤色分子」，他憤而與麥卡錫對質。這些事件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獵赤」行動是多麼不擇手段。

　　當時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幅漫畫：一個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進屋裡行竊，巡警來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產分子，你們抓錯人了！」

　　史沫特萊就是在這樣一種令人窒息的政治氣氛中被迫離開雅都山莊的。

　　史沫特萊離開雅都以後，來到索伯格·布倫丁在紐派爾茲的農場，這是她過去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兩個星期以後，她得到好友約瑟芬·貝內特和她的丈夫布魯克斯的邀請，到哈德孫河西岸的斯尼登蘭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蘭丁村是一個藝術家別墅區，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村子蔭蔽在帕裡薩茲鎮附近的一片樹林裡，距紐約曼哈頓只有一小時的火車路程。史沫特萊住的房子是布魯克斯的一幢小小的鄉村寓所，距離哈德孫河約300英尺，坐在陽臺上，可以看到在樹林中流過的河流。房前是一片遼闊的草地，河對岸是綿亙不斷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紐約市郊。

　　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史沫特萊心情舒暢，熱愛農業勞動的大地的女兒，滿懷喜悅地荷鋤下地。她開闢了一個大菜園子，種下了各種各樣的蔬菜，有西紅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蘿蔔、生菜、豆角，還有新西蘭菠菜、芥菜和南瓜。種菜是一種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她品嘗著自己種出來的各種蔬菜，心情就別提有多愉快了。她給艾諾·泰勒寫信說：「我的身體是前所未有的那麼好，潰瘍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萊收穫了蔬菜，就定期供應給周圍的人家。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帶的人種菜大都失敗，只有史沫特萊的菜園子總是蔥綠蔥綠的。有一次，一群退伍軍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萊摘了幾筐菜送去，賣了35美元。她嘗到了一個真正的農婦的喜悅。

　　在舒心的田園中，史沫特萊並沒有忘記政治，壓力越大，她越無所畏懼，她要證明自己是不怕威脅、壓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斷在公開場合講話，發表文章，強烈反對規定被指為「共產黨」的組織進行登記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紐約舉行的一次主題為「美國兵撤離中國」的群眾大會上，史沫特萊措詞尖銳地指責美國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毫不畏懼地批評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政府。當時在講臺上的還有保羅·羅伯遜——他演唱的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是史沫特萊最愛聽的一首歌——和蔣介石的老對手馮玉祥。史沫特萊和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支持馮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中起積極作用，以結束中國內戰。馮玉祥尋求美國的支持沒有結果，憤而轉去莫斯科尋求支援，在渡過黑海的時候，不幸因輪船失火而喪生。也有人說，是故意縱火，要除掉馮玉祥這個反蔣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萊又面臨著一場風暴。聯邦調查局早就處心積慮地證實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但苦於沒有確切的證據。史沫特萊的政敵們摸准了調查局的意圖，開始更猛烈地攻擊她。首先發難的是科爾伯格。他跑到東京，和美國佔領軍總部諜報第二課的查爾斯·威洛比將軍接觸了一段時間。威洛比在1946年進駐日本不久就著手搜集佐爾格間諜案的資料，以便用於政治目的。理查德·佐爾格是有德國血統的俄羅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與史沫特萊交往，1934年佐爾格離開上海，到日本為蘇聯從事間諜情報工作，在蘇聯衛國戰爭初期，曾為反法西斯戰爭作過重大的貢獻。1941年佐爾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處決。

　　應該說，佐爾格與之進行鬥爭的是美蘇兩國共同的敵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現在調查局巧妙地抽去了問題的實質，只剩下了「蘇聯間諜」這個概念。在當時美蘇對峙、冷戰氣氛濃烈的特定環境中，「蘇聯間諜」的存在，對美國的安全當然是個嚴重的威脅。可是佐爾格和他的同志們都已不在人世，活著而且被認為與佐爾格有關的人只有史沫特萊，聯邦調查局把她列為調查對象，實屬理所當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聯邦調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達到了。可惜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關鍵的證據，他們無法證實1934年以後史沫特萊和佐爾格還有什麼聯繫，無法證實當時遠在上海的史沫特萊怎樣配合東京的佐爾格間諜組織的工作。他們掌握的最確切的材料只有一點，就是史沫特萊在上海曾介紹日本新聞記者尾崎秀實和佐爾格認識，而尾崎後來與佐爾格一起回到日本，成為佐爾格的助手，最後兩人同時遇難了。只憑這一點，要確認史沫特萊的「蘇聯間諜」罪名，聯邦調查局自己也感到實在是證據不足。

　　科爾伯格回到美國，就在他所控制的《實話》雜誌上以一整篇社論抖出威洛比提供給他的仍屬機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萊自1930年以來就是一個「無指定具體任務的蘇聯潛伏間諜」。極右雜誌《反擊》也發表文章，給聯邦調查局施加壓力，要求調查局出面支持科爾伯格的結論。可是胡佛認為缺乏證據，遲遲沒有表態。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軍部發來的、威洛比寫的長達64頁的關於佐爾格間諜網及史沫特萊的作用的詳細報告，但是胡佛仍然認為看不到在遠東的佐爾格和在美國國內的蘇聯間諜網之間有什麼聯繫，害怕將來受到公眾的質詢時拿不出證據。胡佛心裡著急，就責駡他的下級紐約奧爾巴尼分局，怪他們半心半意；奧爾巴尼分局則以史沫特萊已經遷出他們的轄區為理由加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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