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44)_學達書庫

四四

　　第十三章　「我愛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德意日成了戰敗國，英國和法國也元氣大傷。只有美國是發了戰爭財的。據統計，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總產值，以1929年為100，1946年，美國為153％，英國為118％，法國為63％，意大利為72％，西德為35％，日本為51％。蘇聯的國民經濟雖然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但在戰後的1946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達到466％，與1929年相比，增加四倍以上。在政治上，美蘇兩大陣營更加壁壘分明。因此，中國倒向哪一邊，當然成了美國朝野所共同關心的大事。戰後的中國，究竟應該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個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的半殖民地，一個美國的附庸？這是戰後美國對華政策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史沫特萊在新聞出版界的眾多老朋友，在這個問題面前也迅速分化成觀點截然不同的兩派。

　　這種分化的產生，應該回溯到1944年10月，也就是羅斯福總統把中、印、緬戰場統帥約瑟夫·W·史迪威召回美國的時候。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然襲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緊接著又入侵英、美、荷在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和東印度群島，引發了太平洋戰爭，美、英隨即正式對日宣戰。1942年1月，史迪威將軍奉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派遣來到中國，擔任中國和東南亞戰區的陸軍司令官，兼任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率領國民黨軍隊進入緬甸作戰。國民黨軍隊紀律鬆懈，使戰爭屢遭失敗。史迪威說：「國民黨軍隊的士兵是好的，連排長還可以，營長就差了，師長團長沒有一個好人。」而對蔣總司令本人，史迪威的評價是：「我不想和一個卑劣的小人一起打仗！」

　　相反，在敵後英勇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人數並不多，裝備也並不精良，卻抵禦了大量日軍的猖狂進攻，在阻止日軍南下的戰鬥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這是史迪威來華指揮作戰兩年多以來所看到的鐵的事實。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改造國民黨軍隊的建議，蔣介石不支持；緊急要求蔣介石把他用於封鎖西北抗日根據地的20萬精兵調到西南前線打日本，蔣介石又斷然拒絕。史迪威對蔣介石提出調兵的要求，是有他不得不提的理由的，因為自從1942年以來，陳納德的「飛虎隊」一直在桂林一帶作戰，到了1943年9月，日本人已經威脅著陳納德在桂林的主要空軍基地。蔣介石拒絕增援，史迪威只好下令摧毀基地然後撤退。

　　1944年7月，在史迪威的要求下，美國派遣了以戴維·D·包瑞德上校為組長的美國觀察組到延安，朱德總司令親切地接待了他們，向他們詳細介紹了抗日根據地的情況，派人領著他們到各處參觀訪問。史迪威聽了觀察組的彙報，大受鼓舞。和羅斯福總統通電話時，他提出兩點要求：美國應該考慮不支持蔣介石而讓另一個人來作中國戰區總司令；美國必須平等地對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部隊，他才能有效地指揮整個戰區作戰。史迪威過於明顯的傾向性使蔣介石萬分惱火。9月28日，他給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必須召回史迪威，否則他就要辭去中國戰區總司令的職務，連中國政府首腦也不當了。

　　羅斯福總統為了顧全大局，終於決定召回史迪威，另派大使級政府代表帕特裡克·赫爾利到蔣介石那裡去。赫爾利在思想上是同情蔣介石政府的，相信他能夠較好地與蔣介石合作。羅斯福這樣做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那一年正是總統選舉年，他不想讓共和黨人以在支持蔣介石政府的問題上動搖作藉口攻擊他。他也關注到另一種可能性，蔣政府如果垮臺，中國的力量將會由於內戰而消耗殆盡，戰後會出現權力的真空。他仍然希望一個強大、團結的中國在遠東保持戰後穩定的局面，他要中國在下一年將要在舊金山成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起一個大國的作用。因此，羅斯福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倔強的喬」（史迪威的名字約瑟夫的昵稱）召回美國。

　　史迪威離開中國之前，給在延安的朱德總司令寫了一封信。他寫道：「由於我已被解除在中國戰區的職務，我謹向您，共產黨武裝部隊的首腦，為我們今後不能在對日作戰中合作表示深深的遺憾。您在對我們共同敵人作戰中發展了卓越的部隊，我曾期望與您聯合作戰，但現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戰鬥順利並取得更大的勝利……」

　　史迪威回國後，即被撤去戰區司令官的職務，但他仍然是一個軍人，對自己在中國戰區的所見所聞不得不保持沉默，為此他深感抑鬱，可以談心裡話的朋友只有在中國時認識的史沫特萊。史迪威到雅都山莊去探望史沫特萊，他們談了很久，關於中國，他們之間有許多共同語言。史沫特萊後來寫了關於史迪威的文章，但刊物都拒絕發表。史迪威對史沫特萊說，他決定在1946年11月辭職，寫一本關於中國形勢的書。可是這個時間還沒有來到，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亞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美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三星上將。

　　關於史迪威被撤職，美國各界的爭論非常熱烈，傳播媒介在這場爭論中也明顯地分化了。保守的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系的《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鏡報》讚揚羅斯福的決定。激進的《紐約時報》、《新共和》和《下午報》則公開譴責這個決定。最有趣的是《時代》雜誌的反應，這個刊物在11月13日頭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了該報重慶記者站負責人白修德的來電，是批評蔣介石，支持史迪威的；但同一篇文章的中部語氣突然轉變，變成讚揚蔣介石，歡迎史迪威被撤職的決定了。《時代》雜誌的出版者亨利·盧斯是蔣介石的熱心支持者，國際新聞主編惠特克·錢伯斯和亨利·盧斯的觀點是一致的。最後，白修德被迫辭職了。

　　大戰結束前夕，在美國，冷戰的氣氛已經越來越濃，德國一投降，蘇聯就開始被看作新的敵人，而中國共產黨則被認為是蘇聯的傀儡。於是在美國就有那麼一些人鼓吹支持蔣介石政府，使它成為共產主義在亞洲傳播的強大阻力。史沫特萊的一些原來支持中國抗日的老朋友，也紛紛站到了支持蔣介石的一邊，這使她感到很傷心。她在漢口時的女友、記者弗雷達·厄特利和項美麗都轉向了反共立場。項美麗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宋美齡的傳記的作者。在漢口的時候，她是一個行為出格、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她的標誌是一隻寵物猴子，每逢外出，猴子都蹲在她的肩上。據她自己說，這是為了讓她不喜歡的男人不敢走近她。她在1944年春出版的一本書《我看中國》中歪曲史沫特萊的觀點，說她在傳播一種誤解，似乎「中國的遊擊隊是中國惟一在打仗的士兵」。弗雷達·厄特利也在她寫的書中發表了尖銳的反共言論。

　　最使史沫特萊感到意外的是J·B·鮑威爾。他在香港時曾陷於日本人手中，受盡酷刑折磨，成了殘廢，回到紐約後得到史沫特萊無微不至的照料，原來是一位正義感很強的進步新聞工作者，現在也成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急先鋒。他在與別人合寫的一篇文章中聲稱國民黨「享有各地極廣泛的大多數中國人的衷心擁護」，並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全是「根據克里姆林宮的命令行事的」。鮑威爾的背叛，使史沫特萊感到自己是被出賣了。她寫信給艾諾·泰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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