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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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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萊反對種族主義的言行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喬治亞州的眾議院議員約翰·S·吉布森把史沫特萊的活動和自己的異議記錄到「眾議院記錄」裡,把史沫特萊的言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建議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他給聯邦調查局的報告中這樣說:「以前我提請眾議院注意有那麼一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對南方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她是好幾本表現共產黨光榮和偉大事業的書的作者……她是《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的作者,該書以炫耀的語言描寫紅軍怎樣在革命中和非白人一起去打敗白種人。她描寫了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巨大利益。」這位議員把中國革命理解為「非白種人打敗白種人」。在美國,特別是在美國南方,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聯邦調查局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議。 1944年9月,聯邦調查局把跟蹤史沫特萊的任務交給了雅都山莊的總管伊麗莎白·埃姆斯夫人,要她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萊打印的各種演講或通信的副本,並隨時報告史沫特萊的行動。埃姆斯夫人是史沫特萊的好朋友,她有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完成到何種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1944年夏天,雅都山莊很安靜,原來住在這裡的許多人都已經離開了,大樓已經關閉,只有三四樓小木屋裡住著人。史沫特萊開始寫作《偉大的道路》。她要把這部作品寫成一部偉大的史詩,她要傾注全部心血和熱情,為朱德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紅軍之父雕塑一座生動的雕像,要寫一部活的中國紅軍發展史。總之,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國語言來說,要寫成一部「史家之絕唱」。她首先描寫了紅軍的誕生和成長。她寫道: 許多農民死裡逃生,帶著血紅的眼睛精疲力盡地投奔朱德。有些人為自己的兒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滿仇恨的聲音說道:「我要拼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細聽了他們的遭遇,轉過頭來對旁邊年輕的指揮員說道:「發槍給他們,一邊行軍一邊訓練。」像任何真理一樣樸素,紅軍就是這樣產生、壯大的,這也就是工農紅軍不可戰勝的基本原因。 接著她描寫了朱德的形象: 身高大約五英尺八寸。既不醜陋,也不漂亮;更不會使人獲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覺。圓頭,剪得短短的黑髮間雜著白髮,前額很寬,而且微微隆起,頰骨也很突出。一對有力的上下顎,襯著大嘴,在堆滿歡迎的笑容時,露出了潔白的牙齒。鼻子很短,面色黝黑。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 史沫特萊以她非凡的記者的筆觸從各個方面——軍事家、党的鼓動家、紅軍的締造者——描述朱德的功績,描寫他怎樣指揮戰鬥,怎樣分化瓦解敵人,怎樣和戰士、群眾親密相處,談笑風生,寫他怎樣在古田會議上發言,透闢地分析判斷局勢。總之,要寫出一個完整的革命領袖的形象。她不是把朱德將軍作為一個偶像來描寫,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從他的性格、愛好、語言習慣等方面展示他的內在氣質,這種內在氣質必須和他特有的熱情、幽默忠厚、質樸奇妙地溶合在一起。 寫著,寫著,史沫特萊又好像回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好像又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行軍,一起吃著大鍋煮的青菜飯,和朱德將軍一起坐在延安的窯洞裡徹夜長談,就著一盞小油燈飛快地作著記錄。她是多麼希望用自己的筆讓全世界的人認識朱德,認識中國革命軍隊和革命人民啊!寫著寫著,她覺出了這項最有意義的工作同時又是多麼困難,材料不足,藝術形式上也覺得很難把握。她要始終嚴格遵守紀實文學的真實性原則,決不加以違背事實的想像和虛構。為了達到這個要求,她不僅要掌握豐富的第一手材料,還要從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使書中所寫的一切都符合歷史和現實的真實情況,甚至連書中涉及的每一個歷史事件的日期都要準確無誤。 史沫特萊還要盡力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有些古板的學者認為,「在歷史學的領域內,美學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史沫特萊不贊成這種看法。她認為歷史是科學的,傳記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寫傳記,既要有真實而科學的歷史背景,又要有實地採訪得來的生活資料,這兩者的緊密結合就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也就是西方稱為「新新聞體」的手法。她嘔心瀝血,寫得越來越費勁。她給艾諾的信中描寫了當時的心情:「作家總是感到要寫的東西很棘手——一個對自己作品滿意的作家,是大家應謹防的人。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出生于人世為好。」 史沫特萊決定寫信向朱德求助。她等了幾個月,終於收到了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向史沫特萊告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進展的消息,延安的八路軍處境雖然仍然很艱苦,但已經收復了1941年、1942年被日軍侵佔的土地。陝甘寧邊區農業和紡織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邊區人民的生活也過得比史沫特萊在那兒的時候好了一些。隨後,他在信中說: 我很感激地瞭解到,你想花費一些精力寫我的生平。應當說,我的生平僅僅反映了中國農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少的部分。是否值得你花時間,我表示懷疑。由於你那樣堅持並已著手寫作,我也只能應你所求。隨函附上尚未發表的劉白羽先生所寫的《朱德》的部分草稿、《長征》故事兩卷以及我從抗日戰爭到目前為止的部分寫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將樂於照辦。 史沫特萊拆開朱德寄來的大包裹,裡面除了資料和手稿以外,還有用宣紙搓成紙條裝訂在一起的,朱德親手用毛筆寫成的小傳,她還驚喜地發現了嵌著朱德和毛澤東肖像的小別針,一塊絲織的披肩,這是延安婦女手織的。史沫特萊把兩個小別針用天鵝絨托著,擺放在壁爐架上,細心地欣賞著那塊精緻的絲織披肩,一會兒把它披在肩上,一會兒把它握在手裡。和延安人民朝夕相處的日子仿佛又出現在眼前,史沫特萊心裡湧起了無盡的懷念。 朱德對史沫特萊講過,他童年時代生活的村子周圍全是楠木林,他從小就是在楠木林裡長大的。史沫特萊一直把這件事記在心裡,到南方演說的時候就向朋友要了一小束楠木枝,小心翼翼地把它帶回雅都,用一個花瓶插上,擺在壁爐架上,旁邊擺著朱德從延安寄來的禮物。在這樣一種具有濃濃的中國氣息的環境中,她文思泉湧,繼續寫作《偉大的道路》。 她非常惜時,夜以繼日的伏案寫作,一刻也閒不住。丁玲曾經說過:「史沫特萊是一位很勤奮的作家,悠閒同她無緣。」但是只要遇到有意義的、她認為必須去管的事情,她又會毫不猶豫地去管。她曾放下寫作去四處募捐,以便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委員會來救助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另外,她還不斷地與她的忘年好友,年輕的艾諾·泰勒通信,鼓勵她要找個工作,不要只當家庭婦女。後來艾諾在一間工廠裡當了工人,寫信告訴她說,廠裡的女工拒絕參加工會。史沫特萊很生氣地回信道: 如果沒有工會,她們就只能掙到一條狗都掙得到的工資,如果她們生活不錯,那是因為曾有那麼多工會人員的戰鬥,受了幾十年的苦才成為現實的。你們那裡的女工應該去看看德國工人,或者是中國工人。他們是不能有任何類型的獨立工會的。每天工作總是長達16小時。1925—1927年間,當革命給工人帶來成立工會的權利時,曾有一個短時期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有幾個強大的工會獲得了8小時工作的權利。反動力量摧毀工會後……又恢復老樣子,工人只能賺取剛夠生活、還能繼續為雇主活下去並為他工作的那麼一點工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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