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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史沫特萊正在為自己的劇本寫得不夠滿意而苦惱,特別羡慕休斯的才華。最使史沫特萊激動的是她在這裡又見到了過去的好朋友,丹麥女作家卡琳·米凱利斯,她的祖國已經陷入納粹的鐵蹄之下,她是作為難民逃出來的。負責雅都山莊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是基金會主任伊麗莎白·埃姆斯夫人。戰時美國物資匱乏,她盡了最大的努力使雅都山莊的住客們生活得舒適滿意,並且嚴格保證從清晨到下午四時享有絕對的安靜。在這段時間裡,作家藝術家們各自躲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從事文藝創作。午餐很簡單,匆匆吃過就各自離開;晚餐比較豐盛,氣氛也熱鬧,大家可以邊吃邊談,一直到很晚才打著手電筒回住處。

  最有意思的是定期舉行的雞尾酒會。由每位住客輪流作主人。有一次輪到史沫特萊開雞尾酒會,她把氣氛搞得非常熱烈,大家喝了許多馬丁尼酒,都醉醺醺的。酒會進行到一半,廣播裡傳來了墨索里尼下臺的消息,於是大家又喝了幾杯。史沫特萊給艾諾的信中生動地描寫了這次酒會的情景:

  我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徹底的酩酊大醉了!我想這次我那庸俗的本性發作了。這酒會實在是盡情放肆的場合。由於我們白天只吃了一點午飯,酒會是下午五點半舉行的,只喝了那麼一點酒就足以上到耳根了……酒會舉行到一半,廣播裡傳來墨索里尼下臺的消息。這使每個人又多喝了一兩杯雞尾酒。對於墨索里尼和新上任的總理,我是不讓自己那麼興奮的……我看不出由一個流氓取代另一個流氓能有多少意義。

  史沫特萊在雅都還接待了中國來訪者,女作家賽珍珠向她介紹了當時在美國的中國女演員王瑩。王瑩使史沫特萊想起了在延安給她當翻譯的吳莉莉,她同時又是一個很好的話劇演員,想起了延安的戲劇界朋友和新四軍的遊擊隊劇團。她把王瑩當作寫劇本的主要顧問。她認為要把劇本寫得有真情實感,要探討很多問題。她向王瑩提出了這些問題:兩個已婚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要是產生了愛情,他們將會怎樣表達?如果一位年輕的中國軍官被一名外國婦女所吸引,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他們的愛情能有希望嗎?史沫特萊請王瑩和她的未婚夫謝和賡一起探討這些問題。後來王瑩在幾封信裡詳細地給予了答覆,對史沫特萊的構思很有幫助。但史沫特萊總覺得自己缺乏寫好一個劇本的文學素養,她決定停下筆來,跟劇作家倫納德·埃利希合作,等他從美軍通訊隊退役後繼續寫。

  1943年9月《中國的戰歌》終於出版了,在紐約的書店裡銷路很好。正式出版那天,電臺兩次播放了訪問史沫特萊的節目。朋友們為她舉行小型宴會。《紐約時報》、《論壇報》、《新聞週報》最初的書評都是極為肯定的。史沫特萊心裡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但是,對史沫特萊書中的觀點有異議的人還是不少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史沫特萊的一位在上海時期認識的朋友、女記者格雷斯·庫克。她是一位力求把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母親的職責結合起來的有志氣的婦女,她認為史沫特萊過分強調了婦女必須為社會作貢獻的一面,對想當一個普通的妻子和母親的婦女表示了「透骨的輕蔑」。她寫道:

  我該對辛西婭(格雷斯的女兒)說些什麼呢,艾格尼絲?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領袖人物,但你為我們這些普通婦女設計了什麼活動方案?你憎惡自己兒時沒受到成人照顧,你對孩子們抱有很深的溫情。該讓國家撫育他們嗎?即使那樣也會有類似你「從來沒有予以贊同」的性關係問題的。我們該用什麼來取代婚姻以繁衍世界人口呢?或者說用不著,那麼,又何以費事來拯救世界呢?

  史沫特萊理解格雷斯·庫克,認為她提出的問題具有關鍵性。她回答道:

  格雷斯,你帶著諷刺說為人之妻不可能把孩子扔下,像我那樣跑到八路軍那裡去……但是,軍隊裡有很多已婚婦女,在戰火地帶裡我見到無數妻子和母親,她們在盡母親的職責時,也是在打破妨礙女性本身發展的鐐銬……

  對於新一代的人來說,會有一天克盡母性的職責被認為是值得保護的工作——但是總的來說,那也只不過是公民義務裡的一項工作而已。

  1943年10月,史沫特萊在紐約附近的大學作巡迴演說,首先在斯基德莫爾大學,她形象地描繪中國人民怎樣與力量懸殊的日本人作鬥爭,怎樣英勇犧牲,她要求聽眾去檢驗美國的對華政策裡是否有種族主義。大學的校報《斯基德莫爾新聞》評論道:「根據經驗,我們可以告訴你們,她(的演說)比一場富於刺激性的電影還要令人感到震顫,比本地出產的沃頓啤酒還要令人陶醉。」12月史沫特萊又開始了第二次巡迴演說,這次是到南方的喬治亞州。

  史沫特萊在南方,看到南方黑人處境十分悲慘,他們的人格處處受到污辱,這激起了史沫特萊的怒火。有一次史沫特萊去乘公共汽車,汽車靠站時,大雨傾盆,司機喝令站上的十多個黑人後退,讓兩名漂亮的白種婦女先上車。兩人上車後,司機朝她們看了一眼,從她們的膚色和頭髮的顏色看出了她們血管裡有黑色人種的血。司機一拍大腿,笑著對白人乘客嚷道:「這不是鬧笑話嗎?我以為她們是白的,原來她們也是黑鬼!」

  那兩名婦女和車上所有的有色人種乘客都氣得愣住了,史沫特萊也氣愣了。幾個白人乘客放肆地哈哈大笑起來。這時候一個坐著的北方白人士兵指著身邊的空座,讓一名黑人士兵挨著自己坐下。黑人士兵坐下了。司機狂怒起來,猛地刹住車,對黑人士兵大喝一聲:「黑鬼,站起來!」那黑人士兵站了起來,白人士兵罵了一句:「真見鬼!」隨即也站了起來。司機氣得拳頭發癢,可是沒敢動手,因為那白人是個穿軍服的;如果是個平民,那真要鬧得不可開交了。

  史沫特萊看著這一幕,怒火中燒,她真想去扇那司機兩個耳光,甚至把他殺死。她想,也許耶穌基督看了可以忍受,但是我卻不能。可是她什麼也沒幹,因為白人曾經警告過她,在美國南方,這種場面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一個白人萬一要有什麼抗議行為的話,最終只能使黑人遭更大的罪。史沫特萊為不能有所表示而憎恨自己,覺得自己成了一名人類的叛徒。

  史沫特萊在南方一所黑人大學裡演講,一位白人婦女留她住宿,她談到這所大學裡的黑人時說:「這裡的黑人挺好,一點也不鬧事,行為端正。」言外之意,是說黑人一般總是要「鬧事」的,而且行為也「不端正」。

  回到雅都山莊以後,史沫特萊不再保持沉默了,她滿腔義憤,她感到南方黑人需要她的幫助,就像她一貫為之貢獻力量的外國民族解放運動需要她一樣。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婦女發起為「有色人種」開辦圖書館。史沫特萊和紐約、洛杉磯的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聯繫,給她寄去許多書籍,並在報刊上發出呼籲,發表文章,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洛杉磯論壇報》上,標題為《白人作家對南方偏見的義憤》,文章結尾說:「我們不能把人當作狗來對待,而又期待他們具有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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