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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一到紐約,史沫特萊面臨著的就是她經常遭到的經濟窘迫的問題。她在城北公園和河畔路之間找了一所二三流的公寓,每週租金40元,只有一個房間,廚房和淋浴器在房間的一頭,床在另一頭。她必須把她的一系列文章拿到報刊上去發表,換取稿費維持生活。直截了當地說,就是把這些文章賣掉。

  為了在紐約作為一個作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得到社會的承認,史沫特萊經常參加出版界俱樂部的各種聚會。出版商和業主們穿著講究,裝束入時,而史沫特萊隨隨便便地穿著一套半舊的灰色西裝,白襯衣的領子露在上衣領子外面,披著一件普普通通的雪花呢大衣,誰也不去注意她,不把她當一回事。有一次一個報道遠東的記者走過來,問了她一句很不像話的話:「對我說老實話,你和英國駐中國大使克拉克·克爾是情侶麼?」

  史沫特萊好像從教堂的捐款盤子裡偷了一便士被人抓住似的,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但她裝作無所謂的樣子:「我想也許我忘記了吧,但是我真的很清楚我確實沒有過。」後來克諾夫夫人把史沫特萊介紹給《生活——時代》和《幸福》雜誌的出版者業主亨利·盧斯。亨利·盧斯是個傳教士的兒子,出生在中國,他生活中最大的願望是要把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盧斯讚美蔣介石,認為他是一個傳奇的英雄,中國有史以來最能幹的統治者,他不允許有人批評蔣介石,最主要的是蔣介石皈依了基督教,是個虔誠的信徒。

  亨利·盧斯代表著美國大企業家的觀點,這些企業家甚至對日本抱有幻想,史沫特萊在給艾諾的信中這樣寫道:

  很多大企業和軍事人員認為應該和日本講和……(因為)他們說中國可能會變成共產黨國家,然後和蘇聯一起「威脅」世界。他們把日本當做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而且說戰爭開始前,日本是美國最好的顧客。有一點他們忘記了:決定一切的是日本,而如果日本戰勝,美國商人將不得不爬行到日本軍靴前面去乞求能得到出售一點值不了多少錢的小商品的權利。不管怎麼說,世界正處在很糟糕的地步。而美國是最缺乏準備的國家,不會從將出現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前景去思考問題。

  事實上,史沫特萊當時的觀點的核心是認為美國戰時政策的關鍵是必須使政府和美國中產階級接受中國的統一戰線,這就涉及到對美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三方面的認識的問題。應該說,史沫特萊對羅斯福政府是有信心的;而對國民黨的反動腐朽的認識是充分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因為實現統一戰線的最大障礙正是國民黨的這種反動性和腐朽性;對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史沫特萊是毫無保留地支持,衷心地加以讚美。史沫特萊認為這樣的觀點已經算是保持低姿態的,她不想現在就去宣傳關於戰後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問題,雖然她相信這一定會成為現實。可惜這種觀點,當時美國仍然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左的方面,也就是美國共產黨,認為她對美國資產階級政府過於寬容,右的勢力則認為她批判蔣介石過於激烈,對中國勞苦大眾——他們甚至用「黃禍」這個字眼——的抗日力量估計過高。因此史沫特萊的政治處境是為左右兩方所拒,處在比較孤立的地位。

  盧斯很想弄清楚史沫特萊的政治見解。史沫特萊在給艾諾的信中幽默地形容這些既想瞭解她又不敢接觸她的政治觀點的人們的神態。其中一位是親法西斯的《文摘》雜誌的總編輯帕爾默:「他不時讓我想起在利比亞的英國士兵。那些士兵不往沙漠裡撥動探測地雷的棍子是不往前進發的。所以帕爾默也是手裡拿著棍子很小心地到處撥弄著走到我面前來的,否則他怕觸雷,怕把他炸掉。」

  就在史沫特萊與出版商們就是否應該批判蔣介石或者批判的程度應該如何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發生了一件轟動美國的大事:1943年3月,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來到了美國。她此行的目的是為了遊說美國國會增加對華援助。美國官方把宋美齡當作中國抗日力量的代表,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她應邀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時,議員們全體起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美國議會如此厚待一位外國客人是很罕見的。她聲淚俱下地訴說著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中國民眾的悲慘遭遇,呼籲美國向中國提供救援款項。宋美齡的演講感動了許多普通的美國人,她此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蔣介石很快就將到手的美國救援款項用於進攻抗日根據地,消滅共產黨的抗日軍隊。普通美國人對此瞭解得很少,還真的以為美國的救援款項對中國的抗日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宋美齡的窮奢極欲不顧國難當頭,瘋狂地滿足個人私欲的行為,在美國卻人人皆知。宋美齡回國時,購買了一座山一般的在中國買不到的奢侈品,其中有用最高級的毛皮製造的六件不同款式的大衣,鑲寶石的各種手錶,一輩子都用不完的化妝品、香水,穿不完的內衣。為了運送這批物品,美國專門派了一架運輸機,經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運到重慶。飛越喜馬拉雅山是空中的難關,是為了給中國運送戰略物資而專門開闢的一條航線,許多美國飛行員為此獻出了生命。

  宋美齡這批物資到印度轉機的時候,從一個碰開的箱子裡滾出許多化妝品來。美國飛行員大為驚訝,索性把所有箱子裡的東西都倒出來,毛皮大衣、鑽石手錶,各種精緻物品散落一地。士兵們憤怒已極,不停地用腳踩踏這些要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去運輸的奢侈品。當美國中產階級還在顧慮著要不要批評蔣介石的時候,美國士兵已經用自己樸素的行動狠狠地否定了蔣介石。

  史沫特萊知道了這件事,大笑著歡呼道:「痛快!痛快!」隨即寫文章對宋美齡的美國之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史沫特萊的文章發表在1943年11月3日的《民族》雜誌上,是一篇火氣很盛的文章。在宋美齡離開美國前,《時代》雜誌上發表了一位姓崔的作者的文章,對宋美齡吹捧得無以復加,稱蔣夫人是「每一名中國傷兵的母親」,她「從來沒有為現代紐約的奢華和表面的光彩所俘虜」,她生活簡樸,穿著像「一個單純、謙虛的中國妻子,與那些跟中國的高貴傳統十分不相稱的時髦、輕薄的新鮮玩意兒絕緣。」史沫特萊可找到一個靶子了,她針鋒相對,用嬉笑怒駡的口吻,幽默的筆調,把宋美齡狠狠地諷刺了一頓。她寫道:

  崔先生恐怕把那幾個宋氏姐妹弄錯了,他的描述可以適用于孫中山夫人,但從來不能適用于蔣夫人。翡翠和金剛鑽,水獺和黑貂皮大衣,絲綢和緞子並不是簡樸和普通的生活,是和中國的士兵及普通人的艱苦生活完全不協調的。

  宋美齡惱羞成怒,通過給她寫傳記的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對史沫特萊發動攻擊,說,將永遠不允許史沫特萊再到中國去。

  史沫特萊堅決拒絕別人刪改她的文章,也不肯迎合出版商的口味不去批判蔣介石,她堅信,必須讓讀者知道事實的真相。她的文章依然是那樣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實性,而且觀點尖銳,措詞鋒利,個性色彩非常濃厚。史沫特萊的文章一篇篇地給退了回來,反復修改,編輯們仍不滿意,害怕史沫特萊的文章會使美國讀者震驚。有個刊物的編輯乾脆叫史沫特萊迎合層次低級讀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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