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38)_學達書庫

三八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幾天，史沫特萊在她的日記中簡單而潦草地記下了她的行動：

　　12月7日，日本襲擊了珍珠港，全國為之震驚。整個城市一片漆黑。我參加了街道巡邏。謠言說有人看見50架日本飛機飛經舊金山市上空。

　　12月8日，在洛杉磯市政廳集會上發言，講解中國的形勢。

　　12月10日，在當地外貿協會上發言兩小時斥責商人們給日本提供了武器裝備。提到日本人已襲擊香港和在菲律賓登陸。

　　12月16日，華納兄弟電影製片公司前來接洽把《中國的戰歌》拍成電影的事。

　　12月29日，代表「為自由而戰」委員會在廣播電臺講話。

　　大半生不平凡的經歷使史沫特萊思維敏銳，洞察力極強，其基礎是對亞洲被壓迫人民的深刻的瞭解和對西方國家政治的深入研究。為什麼日本能夠如此迅速地在東南亞發展自己的勢力？史沫特萊有自己精闢的見解，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文明的核心裡有一個正在露出來的潰瘍。這個潰瘍就是我們自認為白種人優越，命定要統治有色人種。日本人正將這一信念打得粉碎，並將它淹沒在我們自己的血泊裡。他們呼籲所征服的亞洲人民抓住這一歷史時機，把白種人趕出去。

　　事實上，緬甸人正在積極地幫助日本人，為的是要從白人的統治下解脫出來，他們被白種人統治得夠了，因此對膚色相同的日本存在幻想，認為他們有可能比白種人要好一些，多次被英國人監禁過的孟加拉民族主義者錢德拉·博斯也打算求助於日本人，因此孟加拉必將是繼緬甸之後倒下去的另一張多米諾骨牌。當然，大多數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懂得，要是把英國的枷鎖換成日本的枷鎖，他們必將一無所獲。

　　在美國與日本正式開戰的情況下，史沫特萊仍然沒有忘記中國，她堅決主張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國看作一個平等的盟友，給予全力的支援。她的演說越來越受歡迎，她名聲大振，充滿信心地相信自己的觀點能夠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

　　直到1942年2月，局勢稍稍平靜下來，史沫特萊才到奧加衣的山間小屋裡住下來，安心地繼續從事寫作。

　　奧加衣位於洛杉磯以東的一片丘陵之上，是一個由疏疏落落的、各具特色的夏季小屋組成的小鎮。史沫特萊的小屋非常雅致，坐落在一片廣闊的山谷地的西面，屋後是長著密密的塔松的不高的群山，屋前是一片廣闊的坡地。坡地的坡度平緩地逐漸向東傾斜，在坡地的最低處，是一條不很寬的鄉間公路，公路以東流淌著一條清澈的小河，過了小河，再往東走，地勢又逐漸升高，又可以登上東面的群山了。沿著公路往南，群山逐漸收攏，坡地越來越狹窄，公路在山間蜿蜒，小河的流水也變得湍急了。到了這裡就可以看到山間的小盆地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葡萄園。山裡陽光充足，成熟的葡萄散發著清新氣味。史沫特萊站在小屋前的臺階上，遙望著鋪滿綠油油的青草、點綴著各種顏色的爛漫山花的谷地，體驗到一種激戰之後獲得休息時的輕鬆和舒暢。她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景色和她少年時代生活的中西部作比較，這裡沒有中西部那種貧瘠粗獷、黃土彌漫的景象，這裡太平洋柔潤的風輕輕吹拂，一切都使人感到寧靜安適。

　　鄰居泰勒一家很快就成了史沫特萊的好朋友，這一家的主人是約翰·泰勒和他的妻子艾諾，還有個小女兒，艾諾的母親埃爾維拉也跟他們住在一起。埃爾維拉是個按摩師，史沫特萊在伏案寫作之餘，經常來找埃爾維拉按摩，以消除背部的疼痛。約翰是個教師，夫妻倆都只有20多歲，他們像孩子似的好奇地聽史沫特萊講中國遊擊隊的故事。艾諾後來回憶說，她和艾格尼絲的友誼是她有生以來最富於激情的友誼。艾諾是個年輕的家庭主婦，史沫特萊勸她每天讀讀《國會記錄》，關心國家的事情，不要「一頭紮進尿布盆子裡」，變得生活枯燥，語言無味。

　　她還跟艾諾談起自己的兩次婚姻經歷和曾經有過的不止一位情人。過去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困擾，使她產生了「婚姻是一切罪惡之源」的過激的觀點，她認為造成婦女種種不幸的根源是現存的婚姻制度。她是不能在一種固有的秩序中生活的，這種固有的秩序使她感到自己是受到壓迫。但是現在她明白了，性放縱只是一種很消極的辦法。在延安的時候，她認為延安的女幹部過的是極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於是她用自己的辦法對這種生活進行衝擊，而現在，她反對的是另一種極端。她預言，在未來的更加合理的社會裡，一定會有一種健康的婚姻制度，以保障建立在真正的愛情的基礎之上的兩性關係。

　　年輕的約翰和艾諾對史沫特萊的觀點持保留態度。直到史沫特萊離開了奧加衣，他們的討論仍在繼續。1943年1月27日史沫特萊在紐約給艾諾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年輕時過著的是怎樣令人憎惡的生活啊！我怎麼就沒有遇見過一個我可以為之驕傲的、可以讓我宣稱『我和他睡過覺』的男人！我只能爬到某個角落裡，獨自羞愧地去沉思這些事。蕭伯納說得對，性生活是人類感情之中最短暫、最不可靠的了，只有當它和最深沉的友誼、熱情聯繫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

　　泰勒夫婦認為史沫特萊很像卡桑德拉，就是荷馬的《奧德賽》中的那位女先知。太陽神阿波羅愛上了她，給了她預測未來的能力，但她拒絕了他的愛，阿波羅一怒之下，讓世人不相信她的預言，作為對她的懲罰，於是她就成了這樣的一個人：永遠能預知即將來臨的災難，卻沒有能力去改變它。史沫特萊就是像卡桑德拉這樣的預言家。

　　在奧加衣，許多老朋友都來看望史沫特萊，最使她激動的是索伯格·布倫丁的來訪。史沫特萊只是1934年回紐約的時候見過索伯格一面，以後就再沒有相聚過。索伯格已經和哈伯曼離了婚，嫁給了一位東歐的知識分子，住在紐約州的一個農場裡。現在她坐火車到加州來探望弟弟厄恩斯特，和厄恩斯特全家開車到奧加衣來看望她過去的弟媳婦艾格尼絲。

　　奧加衣的和諧的氣氛非常有利於史沫特萊的寫作。《中國的戰歌》一章一節地從她的打字機下緩緩地流出。華納兄弟電影製片公司的一位導演看了初稿，對這部作品很感興趣，表示願意把它改編為電影。紐約的克諾夫出版公司已經答應出版這本書，只要作最後的潤色，書就可以面世。史沫特萊對自己的成就感到很滿意。1942年10月上旬，她離開奧加衣，皮箱裡裝著即將完成的手稿和僅有的400元錢，前往紐約。

　　在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的火車上，跟史沫特萊同一個車廂的有士兵、有農民、有白人也有黑人，他們是最具有美國風格的普通人。他們一路上無拘無束地談天、爭論、互相取笑，高唱著牛仔歌曲和各自家鄉的民歌。史沫特萊也跟他們一起放聲歌唱起來，覺得又回到了久別的家鄉，跟家鄉的莊稼漢和礦工在一起。她很久沒有過這樣愉快的經歷了，她覺得正是這些人代表了美國的歷史和美國的樂觀精神，他們使史沫特萊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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