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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8月26日,史沫特萊在桂林登上一架郵政飛機飛往香港。香港是英國的直轄殖民地,因此,可以說史沫特萊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國的土地。從早年史沫特萊開始致力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起,她的一舉一動就受到英國政府的密切注意。這次她一下飛機,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來。第二天就進行了審訊,穿長袍戴假髮的法官追問她來香港的目的,擔心她煽動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亂,還指控她是個道德敗壞的女人。史沫特萊勇敢地為自己辯護,加上她的朋友、英國大使克拉克·克爾爵士和香港醫務總監的夫人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的幫助,史沫特萊才沒有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史沫特萊被送進瑪麗皇后醫院作膽囊檢查,不久就做了手術。在她手術後療養恢復期間,中國大陸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

  1940年,德國法西斯在歐洲的侵略勢力發展到了頂點。4月,佔領了丹麥,5月,進攻英吉利海峽,6月,攻陷巴黎,法國投降了,8月入侵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德意日三國建立了聯盟。日本眼見德國橫行歐洲,企圖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便和德意遙相呼應,進攻蘇聯。為此,日本加緊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蔣介石認為形勢對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滅共產黨。同時,蔣介石把共產黨的顧全大局視為軟弱可欺,於是,迫不及待地把反共陰謀付諸行動。

  1940年10月,蔣介石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致電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強迫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中國共產黨當即向全國人民揭露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陰謀。但為了避免統一戰線的破裂,仍然同意讓新四軍的一部分開赴長江以北。當新四軍軍部和所屬一個支隊約一萬人在1941年1月4日開始向北移動的時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萬多國民黨軍隊的突然包圍襲擊。全體指戰員英勇戰鬥了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除1000人突圍外,其餘大部分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陣亡。國民黨隨即宣佈取消新四軍的番號。這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萊知道了皖南事變的消息,非常震驚,更為自己愛莫能助而難過。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封鎖消息,向全世界傳播他們的一面之詞,污蔑新四軍發動叛變。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急於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觀點。當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慶,這個任務就由她義不容辭地承擔了起來。幾經周折,她的報道終於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紐約時經過香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她沒有去看望史沫特萊。史沫特萊自認為是最瞭解新四軍的外國記者,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軍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時無所作為,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感久久地籠罩在她的心頭。

  還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萊心情壓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勝醫生在貴陽因為曾與她親密合作而遭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輕的女作家蕭紅的死更使她傷心。蕭紅1940年逃難到香港,患著嚴重的肺結核,史沫特萊和茅盾夫婦幫助她住進了瑪麗皇后醫院,沒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蕭紅死時只有28歲。

  史沫特萊確信自己留在中國已經無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復,她只好決定回美國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開往加利福尼亞的一艘挪威貨船。船上只有幾位乘客,其中有三位連希特勒是誰都不知道的美國修女。史沫特萊孤單地面對著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來。

  第十一章 中國問題專家

  1940年前後,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踏遍了大半個歐洲,準備入侵蘇聯。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集中力量醞釀著遠東危機,加緊進行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妄想用三個手段來對付中國,迅速實現消滅中國的武裝力量,佔領整個中國廣大土地的目的,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與德國法西斯遙相配合,打擊蘇聯。這三個手段,首先是集中力量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其二,加緊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誘降,並利用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與日寇的軍事進攻配合,消滅真正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其三,扶持漢奸傀儡政權,1940年11月,東京宣佈承認汪精衛的偽政權為「中國真正的政府」。為了稱霸世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締結了軍事同盟。

  與此同時斯大林和羅斯福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支持中國的抗戰,讓中國牽制日本,是阻止日本擴張的最佳途徑。美國和蘇聯都意識到,一旦中國發生內戰,日本軍隊就會迅速打敗中國,同時向東南亞大舉進犯。他們急於想辦法彌合中國國共兩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在此以前,斯大林認為把戰略援助物資交給國民黨軍隊更能達到牽制日本軍事力量的目的,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抗日遊擊隊有點不屑一顧的味道;蔣介石接受了蘇聯的援助,對進攻抗日根據地有所顧忌,更不敢觸動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根據地延安。美國政府在日本承認汪偽政權以後,給了中國政府1億美元的貸款;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貸款一到手,蔣介石國民黨就發動了旨在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

  雖然羅斯福政府裡很少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遊擊隊值得給予援助,但既然要向美國公民宣傳中國的統一戰線已經彌合,就須要修飾共產黨人的形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熟悉中國共產黨人又不是美國共產黨員的權威人士出來向美國人客觀地介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在美國,能夠起這樣的作用的人並不多,新聞記者中被蔣介石冠以

  「外國反蔣集團」美譽的只有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萊,還有一位在史沫特萊之後到中國去一邊當英語教師,一邊當專欄記者,爭取成為「艾格尼絲第二」的30多歲的女記者佩蒂·格雷厄姆;軍人方面,只有埃文斯·卡爾遜、約瑟夫·史迪威和弗蘭克·多恩,總數不過20多人,而其中最熟悉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的抗日軍隊的戰鬥生活有過切身體驗的當然是史沫特萊了。因此,史沫特萊這個時候回到美國,應該說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萊回到了洛杉磯。從她1920年底離開紐約去德國柏林算起,除了1934年短暫回國以外,她離開美國已經21年了。其中的12年,是和中國人民一起度過的,現在除了對中國革命的深切瞭解和對中國人民深厚的感情的體驗大大地豐富了她的內心世界以外,她依然一無所有,身無分文。她回到美國,首先要解決的依然是基本生活問題。健康問題更使她感到困擾,在中國解放區的長期軍旅生活,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膽囊病雖然經過了治療,但嚴重的胃病,未愈的背傷和損壞得差不多了的牙齒仍然使她苦惱。但是,在史沫特萊身上卻看不出病人的孱弱的樣子。49歲的飽經艱苦磨練的她,個子高高的,身架子很粗壯,臉龐線條清晰,雙眼皮下大大的藍灰色眼睛閃著智慧的光芒,眼光既柔和又親切,笑的時候,眼角顯出細密的皺紋。臉部線條體現出堅強的意志,充滿著生命的活力。環境與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人的性格,對史沫特萊來說,確實是這樣。

  在中國的時候,史沫特萊曾經和她的前夫厄恩斯特·布倫丁和他的太太埃莉諾通信,請他們給找個住的地方。他們同意她到家裡暫住。史沫特萊一到洛杉磯,就徑直到市郊蒙塔別羅鎮的布倫丁家。

  史沫特萊和厄恩斯特離婚25年了,但一直保持著友誼。史沫特萊這次要在厄恩斯特和埃莉諾面前當個好客人,她幹家務活,給主人和孩子們講中國遊擊隊的戰鬥故事。她為人坦率,笑聲爽朗,說話抑揚頓挫,毫不矯飾,更不裝腔作勢,但有時候也會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任性,發脾氣,使埃莉諾覺得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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