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35)_學達書庫

三五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這個被迫到中國來打中國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軍的大多數戰士一樣，是受苦的莊稼人，他本來可以好好在家裡種地，是那些把他驅趕到中國來的人，把這個勞動者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這個日本兵終於死去了，但他很幸運，在彌留時刻享受到了人道主義的照料。他被埋葬在醫院後面的山上。

　　史沫特萊當時也在醫院裡，她默默地看著這一幕，深受感動。她知道八路軍和新四軍都有不殺放下武器的敵人和傷兵的紀律。她記得有一次朱總司令曾因為戰士槍殺日本傷兵而大發脾氣，親自訂了「繳槍不殺」的紀律。當時史沫特萊對這條紀律理解不透，現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博大胸懷。正因為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鬥爭是正義的，這個鬥爭才具有化敵為友的偉大力量。

　　不久又送來了五個被俘的日本傷兵，其中一個非常年輕，只有十六七歲，後來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渾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萊想給他把衣服剝下來，小鬼子痛得直打滾。史沫特萊叫人弄來一盆溫水，把伊藤整個人浸在盆裡，輕輕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來，然後用被單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萊覺得自己是一個母親，在給孩子洗澡。這完全是一個可憐的、不該對侵略戰爭負責的孩子。伊藤睜開眼睛，感動的淚水順著臉頰流淌著。後來伊藤的傷好了，他就留在新四軍裡，幫助新四軍對日軍作反戰宣傳，教戰士們學習簡單的日語。他逢人便說史沫特萊像是他的母親：「我當時就像躺在母親懷裡一樣；就是親生母親，也不一定會這樣細心地護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虜也治好了傷，接受了新四軍的再教育，留下來為新四軍工作。他們都只有20歲上下，最年輕的伊藤是個漁民，一個是學生，一個是職員，兩個是工廠裡的工人。史沫特萊給他們五個人拍了一張照片：他們坐在一張圓桌的周圍，頭髮剪得很短，穿著新四軍的棉布襯衣，臉上露出坦誠的笑容。史沫特萊看到在美國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國抗日的雜誌《今日中國》，擔任編輯顧問的是一位僑居美國的日本進步女作家，叫石垣綾子。史沫特萊就讓五個日本俘虜給石垣綾子寫信，寄照片。五個人在信中寫道：「請原諒我們唐突地給在美國的你寫信。雖說我們是俘虜，但我們正自由地和新四軍戰士生活在一起，度過緊張的每一天。我們每天的工作是學習如何向日軍作反戰宣傳和教新四軍戰士學習日語。我們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國從事著反戰活動，備感親切。祝你身體健康，頑強奮鬥。我們也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幹。」

　　史沫特萊救護和改造日本俘虜的事蹟很快在根據地軍民中流傳開來。她由衷地為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興，因為這是她把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聯繫起來的一次嘗試。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爭論的短劇，其中的情節確實有一定的真實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萊的健康情況更加惡化，不僅胃病日益嚴重，膽囊也出現了病變，非做手術不可了。李先念勸她離開戰區到重慶去，可以在那裡恢復健康，擔負起向全世界報道華中地區的抗日形勢的任務。史沫特萊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實在捨不得離開新四軍，在即將告別的時候，她的千絲萬縷的感情牽掛集中到一個朝夕相伴的十歲左右的「紅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夠帶走這個孩子。

　　孩子名叫沈國華，是一個充當史沫特萊的勤務兵的小鬼。史沫特萊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溫柔和愛意的寄託。她把他抱在兩膝之間，為他釘好上衣的紐扣，為他捉拿衣服上的蝨子。小鬼對她也無限依戀，稱她「我的媽媽」。他向那些從未見過外國人的小鎮居民自豪地介紹他的外國媽媽：

　　「她是我們的美國朋友，她為我們救死扶傷。在丁家鎮，她發現了一個傷兵，她喂他吃東西，給他洗澡，甚至幫他解手。」「你們看看她那只纏著繃帶的手，是她給傷兵洗澡，端起一鍋開水時，燙成這個樣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親。你們誰要是有病，她准給治好。」

　　遊擊隊被日軍追趕得到處轉移的時候，小國華緊緊跟著史沫特萊，寸步不離。有一次，黑夜裡行軍，小國華把史沫特萊跟丟了。他一邊哭著，一邊四處找尋。這是多麼美好、多麼真摯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寫了一章　，描寫「我的中國兒子」。戰後，海明威選編戰時優秀短篇小說集《在最後勝利之後》，特別欣賞史沫特萊的這一章　「我的中國兒子」，把它收入他編的集子中。

　　史沫特萊向李先念提出要收養國華，李先念叫她說說理由。其實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她多麼愛這個孩子，她多麼需要有一個親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說得有根有據。她就說，這孩子讀書特別聰明，有一種科學秉賦，具體說吧，他會在夜間憑星斗辨別方向，會觀察颳風下雪的預兆，還懂得蝨子的習性。一個靠在門邊的戰士聽了笑起來，說，國華會做的事每個農村孩子都會做，而關於蝨子的學問，他相信自己比國華淵博很多，史沫特萊是不是把他也收養了？說得大家都笑了。最後，李先念說，好吧，你可以收養這個孩子，只要你願意，他自己也願意。

　　可是，小國華不同意跟史沫特萊走，不是他不愛他的外國媽媽，是他捨不得離開新四軍，他要留在隊伍裡打日本鬼子。他對史沫特萊說：「我願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戰勝利以後。」

　　史沫特萊傷心地離開了新四軍，離開了她的中國兒子，向西南方向長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後乘船逆長江而上，到了重慶。

　　重慶地處長江和嘉陵江會合處的山丘之中，風景十分優美，但城市建築很淩亂，許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築成的。這樣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連成了一片。重慶是西南地區工業和貿易的中心。冬季，重慶濃霧彌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軍轟炸的理想條件。可是天氣一暖，大霧消散，萬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無忌憚地狂轟濫炸起來，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順流漂下的屍體。

　　在國民黨政府嚴密的思想鉗制之下，重慶的政治氣氛很沉悶，史沫特萊幾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國朋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鄒韜奮，在史沫特萊到來之前就到香港避難去了。

　　史沫特萊在重慶孤單寂寞地度過了三個月。6月，林可勝醫生從貴陽的醫藥培訓中心來到重慶，史沫特萊的健康情況使他大吃一驚，他堅持史沫特萊必須跟他一起到貴陽，休養一段時間，再轉到香港去動手術。兩個人乘坐一輛老式救護車，在崎嶇的山路上一路顛簸到了貴陽。在貴陽，史沫特萊又閒不住了，她在都勻關的軍醫院裡當林醫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寫作。都勻關醫院經常遭到日軍的轟炸，傷員們的傷還沒有好，又在轟炸中再次受傷。有一次林醫生撿來一塊炸彈碎片，對史沫特萊說：「我真想用這些彈片製造一批特殊的勳章　，授給那些出售鋼鐵給日本的美國廠商。」作為一個美國人的史沫特萊聽了只有沉默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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