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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第十章 「外國媽媽」

  1938年10月,漢口淪陷的前幾天,史沫特萊乘坐一輛運送醫療用品的救護車到了長沙。長沙不是她打算長久停留的地方。史沫特萊必須決定她下一步將到哪裡去。

  有三個地點可供選擇:第一,到重慶去;第二,經過香港回美國;第三,到華中地區共產黨領導的遊擊區根據地去。

  第一條路很快就被否定了。重慶地處西南山區,遠離戰場,在那裡很難從事給前線輸送醫療物資的工作,當戰地記者更是沒有機會,而且重慶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史沫特萊在那裡肯定會受到蔣介石政府的種種刁難,行動將會受到限制,那裡的政治氣氛將會是令人窒息的。

  第二條路她也不能走。她不願意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緊要關頭離開中國。從她與美國朋友的通信中知道,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日的支持是很有節制的,因為美國的方針始終是避免以強硬的手段直接刺激日本,直到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全面展開以後,美國仍然向日本大量輸出鋼鐵和石油。美國政府的做法受到美國公眾輿論的強烈譴責,美國人民是支持中國抗日的。回美國去,向美國人民宣傳中國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蹟,號召美國人民用更多的實際行動支持中國抗日,不能說完全無所作為,但那畢竟是太間接了。

  即使身在八路軍之中,史沫特萊尚且責備自己是中國人民的苦難的旁觀者,回美國去不更成了真正的旁觀者嗎?再說,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妹們的關係也不那麼親密,缺乏相互之間的理解和交流,況且他們都各自成家,獨立生活了。史沫特萊在美國沒有家,沒牽沒掛,她早就把自己生命的根移植到中國來了,中國就是她的家。1937年她在山西五臺山朱德總司令的八路軍總部度過的四個月,是她生活中最充實、最愉快,也是最有成就的時期,她嘗試了寫戰地報道並且獲得了成功。往後,她還計劃和林可勝大夫聯絡,為新四軍建立一個長期供應藥品的運送網。

  因此,決定走第三條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周恩來同志也贊成史沫特萊的決定,就把她介紹給新四軍的指揮員葉挺和項英,並讓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為她安排行程。

  新四軍原是由活動在從安慶到上海郊區長江下游山區的南方遊擊隊改編成的。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到了這年秋季,新四軍已有1.2萬多名穿軍裝的戰士。新四軍成立以後,即分兩路進入華中敵後,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隊當年6月進入京滬鐵路兩旁,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解放區。江北部隊5月進入安徽省巢湖、無為、定遠一帶,建立了江北解放區。這就是華中抗日根據地。11月,史沫特萊到達的時候,新四軍總部設在皖南蕪湖以南的雲嶺。

  史沫特萊跟一批遊擊隊員和學生一起乘坐竹筏來到雲嶺,迎接她的有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項英,新四軍軍醫處負責人沈其震。

  史沫特萊是新四軍的貴賓,葉挺軍長安排她住在軍部教導總隊,生活上給予特殊的照顧。按規定她可以以馬代步,但她偏要和戰士們一樣,去什麼地方都是靠兩腳步行;按規定她應該吃小灶,但她總是和戰士們一塊兒吃大鍋飯。她對戰士們說:「我到這裡以前,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廖磊請我吃飯,一桌上等酒席,全是山珍海味。但那是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我吃不下去,新四軍的大鍋青菜飯,我吃起來心裡舒服。」史沫特萊身體不好,有嚴重的胃病,偶爾在老鄉家裡煮兩個雞蛋,也是自己掏錢。

  沈其震陪同史沫特萊訪問了長江以南新四軍三個支隊所屬的20多個衛生隊。

  一個漆黑的夜晚,史沫特萊在一群戰士的護送下去訪問一所野戰醫院,步行了一夜,到醫院時已是第二天黎明了。史沫特萊站在村前的土坡上,看到的是幾家低矮的農家草房。

  「這就是野戰醫院?」

  「是的,這就是醫院。」院長粟秀真解釋說,「因為遊擊戰爭的特殊環境,醫院要經常轉移,所有設備都分散在民房裡,病房也就是幾個農家小院。」

  「好吧,請領我到病房去。」

  史沫特萊由院長陪同走進病房。她一眼就看到一個年輕護士正用竹筷子在一個粗瓷碗裡夾起棉花給傷員換藥。

  「住手!」史沫特萊猛衝上前大聲訓斥:「你怎麼能用這種東西?傷員會受到細菌感染,甚至死亡!你知道嗎,如果他沒有死於敵人的槍彈,而是死於你們的不負責任,我將請求朱德將軍給你們以軍法制裁!」

  護士嚇得臉都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倒是那位傷員明白了史沫特萊的意思:「不,不,史沫特萊女士,您錯怪她了,我們的護士很負責任。」他伸手指了指火爐上冒著騰騰熱氣的蒸籠。史沫特萊走過去揭開蓋子,看到裡面放著瓷碗和竹筷子,正在進行高溫消毒。

  「啊,對不起,姑娘,我錯怪你了。」史沫特萊抱歉地摟著護士的肩膀說:「請繼續工作吧。」

  護士臉上綻開了天真的笑容。

  史沫特萊看到這裡的醫療條件差得叫人難以想像,藥棉和繃帶都是自製的,藥品是醫護人員從山上採集的草藥,醫療器械非常缺乏。她激動地說:

  「只是到了這裡,我才相信,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確實有了奇跡!」

  史沫特萊給《曼徹斯特衛報》和《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詳細反映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醫藥的需求,還寫信給她的一些老朋友,如英國大使克拉克·克爾爵士、香港政府醫務總監的夫人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以及國際紅十字會美國分會。史沫特萊還巧妙地開闢了一條秘密的通訊渠道。1934年她從上海短期回國在聖迪戈州立大學作過一次演講,州立大學的教授哈利·斯坦梅茨成了她的熱心聽眾,斯坦梅茨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在他家裡,史沫特萊認識了他的父親老哈利·H·斯坦梅茨。老斯坦梅茨是個醫生,也是一位無線電收發報業餘愛好者。史沫特萊回到中國後,開始通過斯坦梅茨父子向美國發送新聞和其他信息。她首先把需要發送的資料送給上海的一位美國醫生米勒,他再交給一位銀行家朋友,由這位朋友把資料寄到馬尼拉,再從馬尼拉由無線電收發報業餘愛好者向在聖迪戈的斯坦梅茨的電臺發報。根據哈利·斯坦梅茨在1976年的回憶,史沫特萊從1938年到1939年末,利用這條線路成功地為新四軍從聖迪戈地區取得了經濟援助。

  訪問了野戰醫院以後,史沫特萊就再也不肯住在軍部了,她認為這樣的優待會使她脫離群眾。她是個作家,應該和戰士生活在一起。她要求住在醫院裡,和護士們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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